——再评贾平凹《废都》

记得沈从文先生在《〈生命的沫〉题记》中曾说：“我爱悦的一切还是存在，他们使我灵魂安宁。我的身体却为都市生活揪着，不能挣扎。”对比贾平凹“人生的苦难是永远和生命相关的。回想起在乡下的日子，日子就变得透明和快乐。真正的苦难在乡下，真正的快乐在苦难中”的真情告白，前者表达了一种灵与肉分隔的惶惑，后者更多出一分豁达的对于生命本质的清醒。

沈与贾的创作在规避了客观真实的一些成分之后，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复杂的人性。不同的是沈氏用的是加法，在淆乱的现实中精心构筑自己唯美的“希腊小庙”，企图用真善美的“彩色的梦”来建构一个理想的伦理世界；而贾氏用的是减法，因无望的逃离而陷入生命的沉酣，在迷醉中削减着自己所应肩负的道义和勇气。

贾氏的写作有着一种深沉的忧郁和宿命色彩，文字的缝隙里绞结着人生的欢欣与无奈。在他建构的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文本中隐含着无望而执着的逃离——对已然的过去和必然的未来的警醒与逃离。

沈从文“发现在城市中活下来的”自己，“生命俨然只淘剩一个空壳”（《烛虚》），这对“农民”贾平凹具有同样的意义。像大多数作家一样，贾氏的逃离也多指向乡村。作者写作《废都》时就曾刻意选择在乡下，虽然后继的《白夜》又出现了“心隐”的标举，但“大隐于市”更多的只是耽于一种玄想，在一般情况下并没有多少人能够作出真正意义上的实践。乡村与城市的二元格局成为一种恒久的对立模式，作家不断进行着非此即彼的宿命循环。沙汀的四川、萧红的东北、莫言的高密乡、刘亮程的新疆，乡村是永远的动力源和生死场。都市的生存者对乡村的反观大多是唯美或偏于唯美的，文化心理的对立大于了融合，这一点并不利于健康生存秩序和人文心态的维护。

来自商州乡下的作家并非一开始就选择逃离。贾氏亦渴望对现实、神圣与崇高的皈依，这种情愫在《浮躁》的写作中表露出来。对传统秩序的解构、对自我觉醒的敦促、对浮躁灵魂的拯救、对人文重生的希冀，都是这部作品里所祈求和希望表达的深度意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敏感的作家发现：复活与救赎的主题并不能挽救当下人性的颓毁和启蒙的沦丧，信仰的基石已不复存在。正是由于无法面对不断异化的人性与现实，无法承受作家先知和启蒙地位的丧失，才致使作者在后继的一系列文本中，逐渐剥离了理性的期待，放弃了坚守的理想高地，染著了更多的玄秘和虚幻色彩。《废都》便是鲜明的一例，也是贾氏心潮低落的写照。

从《废都》开篇奇异的四色花到颇具象征意味的西京天上的四个太阳，从神经兮兮、出语成谶的牛家老太到诡异的数术占卜，现实已斑驳成趋于朽溃的影像。作家妄图悖离不满意的现实情状，现实也暂时抛却颓唐沉迷的作家，可是二者在各自找寻自己新的起点和归宿的同时，因无所凭借又不得不相互依托。这时，矛盾里的生存和痛苦中的纠葛便如梦魇般纽结为生活（生存）的表征。

《废都》是释放的，又是压抑的；是快感的，又是痛苦的；是张扬的，又是节制的。所有的细节的铺陈都似乎在表述同样一种经验：即心灵与肉体不可调和的两重性。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中通过特丽萨的情境，亦揭示出了类同的人类生存的基本困惑。主人公庄之蝶的遭际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当文人所承担和荷载的价值趋于消亡，当时代的重荷陡然袭来或卸下时，生命便接近一种飘忽和无所适从的状态。这种状态挤压着作家本已脆弱不堪的心灵，造成了思想的真空。

拿什么拯救残缺的灵魂？肉体的快意，或许能够弥补一时的缺憾。女性的匍匐与归依成为体现生存价值的重要一面（这未必是评论家抨击的极端的男权意识，我以为它更倾向于一种心理补偿），这一报复性的选择显现了作家在现实中的失落以及隐隐的绝望情绪。经历过了心灵与躯体的肉搏、魂灵与欲望的鏖战，每一个不愿沉沦的个体都能体会到生命存在的厚重。走出，成为灵魂重生的最关键的一步。

混沌的《废都》是一则文化谶语，透过贾氏灵谲的文字，理性的读者会在张扬的书写里察觉隐伏的不安和骚动。性的张扬和欲的描述不过是对感性世界的平面展示，驾御它们或被它们驾御的所有的人的生存态度都是悲观的，谁都无法逃脱时代和自己设下的樊篱。都市的人文空气越来越稀薄，人们靠出卖（智慧、信仰、未来、真诚）而存活，这种存活加剧了灵魂的日益枯萎。人文之死成为理所当然的悲剧结局。

一部不惜用夸张来营构真实的作品并没有得到它所希望的重视，近乎所有的观照都建立在了感性文字的述说上。在时代之“废”汹涌而出的同时，关于《废都》的争论不幸沦为思想缺席的概念批评，愤世嫉俗的知识精英不知不觉推动了一次巧妙的商业炒作。诚然，贾平凹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社会改良的努力，把价值理想建立在了无限放大的欲望上，在对“废”的言说中，也携带着一种略带欣赏的态度（虽然它可能是不自觉或下意识的）。但当我们面对极端的写作方式时，又有多少理性的反思呢？谁都明白，欲望是不可能拯救“个体生命的虚空”的。毕竟，如何“挽废都于既倒”（或促成废都的重生），如何进行价值的重构，才是迫切需要正视的。

十年的时间足以让一部作品消遁，十年的时间又没有让一部作品消遁，这多少让我想起季羡林老先生当年对《废都》的预测和评价。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已然陈旧的浮躁依然弥漫于二十一世纪的人文气候，《废都》所表露出的虚无与颓废在当下仍可以得到较好的对应，我不知道这对作家是巨大的安慰还是绝妙的讽刺。

不管是庄之蝶出走之际的中风瘫倒还是《白夜》中夜郎的被捕结局，命运似乎玩弄人于股掌间，谁也不能逃脱它的安排。当生命中一切的细节和秘密妖冶如罂粟般开放，没有保留也就意味着所有幻想与真诚期待的丧失。生活在碎片中的世情男女不能接受理性的规律和价值的约束，被生活、被理智、被情感压抑的他们终究会在日复一日的迷醉里为欲望淘空，一无所获的必然命运也因此构成了一无所有的悲剧结局。生命的沉酣与英雄的缺失藉此成为文本里大写的主题。《废都》，在上个世纪的暮色里，用它特有的膨胀与收缩、苍白与丰赡，上演了一曲祭奠文明潦倒的挽歌，这曲挽歌是贾平凹自陷囹圄的悲音，也为贾氏的精英化道路划上一个苍凉却又丰润的中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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