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仓后继续住院，改住两人间的普通病房。其实骨髓移植病区的普通病房也与众不同，一台空气消毒机不停地消着毒，外人进入均要洗手和带口罩。

一切正常，平安无事。第七天，有一个插曲。

正输液，一个女人的哭声从外面传来，撕心裂肺，并且一直在持续。妻出去一趟，回来告诉我，他们没有钱了。是黑龙江伊春农村的一对夫妇，孩子迟景龙刚做完骨髓移植手术，等着输血小板。血小板计数才5000，情况非常危险。病友家属们正在为他们凑集一个血小板的钱。

我在六仓的时候，迟景龙在十仓，他是和我一前一后做的手术。

我大致是受到李静一事的鼓舞吧，说：“胡敏，干脆你把她叫进来，我再替她向报社写个紧急求助稿。”

老妈妈带上口罩进来了。正巧是在左手输的液，我就边问边写。

我的同室病友姓吴，是山西某大机关的秘书，他一脸不屑和鄙夷：“你弄这个会有什么用，哪里有报社会理你。”我和老妈妈都没有接他的话。

写好了，天已黑了。我给装进信封。老妈妈说，你说送到哪，我明天一早就送去。

我手边正有一份当日的《北京青年报》，我给她找到了地址，对她说：“先去《北京青年报》吧。要是您当面见到编辑，然后再交给他们，应该最好不过了。编辑亲眼看到您的眼泪，同情心才会更大些。”

她说：“噢。”

老妈妈不识字，第二天下午，当核实情况的两位记者已经从医院返回的时候，早晨6点就赶去报社送稿的她由于迷了方向还在寻找医院的路上。听说，没有见到编辑，求助信被门卫放到了信箱里。

报上（见报于1999年11月7日）是这么写的：

昨天中午，编辑部的信箱里出现了一封很奇怪的信。信上没贴邮票，但写着大大的“SOS”。写信人要替他从没见过面的白血病小病友迟景龙求助。本报实习记者王帏、记者谭卫平核实报道，下午3点，在人民医院住院部一楼2病房的37床，记者见到了16岁的迟景龙。记者先是问他认识不认识朱金平这个人，景龙认真地想了两三分钟后摇摇头，说：“不认识。”但是，他可以肯定的是，妈妈上午去一家报社送过信。

当景龙知道记者的到访是由于一位素未谋面的好心人时，他的眼圈红了。他说：“去年11月，我查出血癌，那时我还在黑龙江伊春林校读中专。我现在已经欠医院2万多元了，药停了，父母也实在无力继续买药。真谢谢这位替我求助的叔叔———或阿姨，我……”景龙哭着再也说不下去了。

下午4点，记者在同一家医院找到了正在病床上输液的朱金平。由于他戴着口罩，记者很难看清他的脸。

朱金平一听说是《北京青年报》来了记者，立刻高兴得坐了起来。他说，他知道迟景龙的父母都是文盲，于是就亲自动笔在病床上完成了那封信。

和朱金平聊天，记者才知道他自己是今年6月份被查出是白血病需要进行骨髓移植手术的，做手术的钱是他的家乡江苏省邳州市岔河乡的父老乡亲凑出来的。在北京住了5个月的医院，动了一次大手术，进无菌室隔离了2个月，朱金平说他知道白血病人的痛苦，以及家里人的负担。

当记者问朱金平有没有想过为自己求助时，朱金平回答说求助是为了帮助那些最需要钱的人。以下是求助信：

为小病友紧急求助

编辑同志：

我是一个白血病人，刚在北京医科大学人民医院进行了骨髓移植。现在躺在病床上给您写信———为了另外一个白血病人。我听不下去他父母肝肠欲断的哭泣，但在经济上又无力帮助他们，才写这封信给贵报，恳请您把下面的信读完。

编辑同志：当您听到这对父母在孩子的病房外绝望却又不甘心的哭声，您一定不会不动恻隐之心。而当您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您一定跟我一样为他们着急起来。

他们的儿子叫迟景龙，今年16岁，中学生。去年10月不幸患上白血病。为了救景龙，他们卖光了房子和一切家产，甚至连刚出麦芽儿的责任田也低价转包给了别人。加上借款、贷款以及所在学校师生们的捐款，他们好不容易凑了15万元钱，今年5月来到医科大人民医院做骨髓移植手术。手术取得了成功，新骨髓已经植活。可是这时交给医院的15万元押金却用完了。按照医院规定，没有钱就要停药。主治大夫、主管护士都替小景龙着急，主治大夫任汉云个人捐出了500元，但并没有办法为小景龙解决根本问题。刚刚完成骨髓移植的病人免疫力几乎为零，必须不断输注抗菌素才能免遭各种感染———任何一种感染都足以致命。更为可怕的是，小景龙血液中血小板的数量已大大低于警戒值，如不及时进行血小板输注，随时可能出现大出血。收到医院缴款通知以来，这对父母东奔西跑，焦头烂额，然而只借到数百元现金。他们实在走投无路了。编辑同志，我也是一名白血病人，靠社会捐助得以在人民医院做了骨髓移植手术，依我现在的状况，在经济上没有能力帮助他们，但我的心不由得不替他们焦急万分。我想到了《北京青年报》，恳请您用最快的速度为他们呼吁一下吧，世上不乏好心人，让经济上有能力的读者们伸出友爱之手救救小景龙！

贵报读者（虽在病房，每期必读）：朱金平于1999年11月6日

求助信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一周以后《北京青年报》又发一篇追踪报道，题目是——《小景龙感謝好心人》，内容是：

本报实习记者王帏追踪报道　昨天下午，记者再次来到人民医院看望迟景龙。病床上的小景龙已经没有了7天前的衰弱模样，明显胖了一些。见记者进门，他马上利索地起身，笑着说：“您好！”据景龙的妈妈讲，上午体检的结果刚刚出来，景龙一切都好。从11月7日到现在，共有200多位好心人捐款4﹒5万元。

前天，来自新加坡和台湾的两位女士来到人民医院，她们直接到住院部付清了景龙欠医院的1﹒7万元医药费，把收据送到了景龙妈妈的手上。一位69岁的老大妈坐了两个小时的车为景龙送来500元……就在昨天记者看望景龙时，又有两位好心人为他送来300元。

景龙的妈妈说：“送钱、汇钱、寄钱又不留名的好心人太多了。每天有人送钱来，我就去替我们写求助信的朱金平那里汇报一次。据了解，目前景龙身体状况良好，争取以最好的状态迎接第二次手术（他做的是自体骨髓移植，需要二次手术）。临走时，她一再叮嘱记者，感谢所有的好心人。

这一阵儿我着实高兴得不轻，应算得上是我一生中最最快乐的时光了。每收到一笔捐款后，那位老妈妈总要从病房的门缝小声地告诉我：“又收到200！”或“又收到500！”……，当知道有人在住院处一笔结清了迟景龙的所有欠款时，我和妻跟老人家一道高兴得泣不成声。

看我的高兴劲儿，妻说，写这封信对你倒成了变相治疗了。

怎么不是。实际上我做的只是随手所做，没有付出。但我意外得到的却是许多人得不到的。因为别人快乐而生出的快乐是最真切的快乐，有时侯，几乎可以忘我。在给潘石屹先生的信收到回音的时候我就有过感受。

疾病中如果有什么能让你很快乐，我想，痛苦至少会轻一半。

来自内心的快乐当然是世间最有效的良药，而且，不苦口。

同室老吴可能对曾经泼出的冷水后悔了，讪讪的有点不好意思。一天晚上，他让他的妻子取出200元钱捐给了迟景龙。

那时《北京青年报》正开展有一项公益活动，每月评选见义勇为奖，想不到且也很有意思的是，我竟当选了。评论说：朱金平身为病人，还能想着其他病人，思想境界很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朱金平的行为也是见义勇为，因而当选。

我不认为这算什么思想境界。坦白地说，我只是心地不坏、不失善良而已。

而善良应该是人的本能。

最近看一本杂志，有人对善良做了分析，结果是，善良是人生的一种大智慧。作者说，你有钱、有房、有地位，但内心总在冲突之中，肯定是每一个人都不愿意选择的结果。而善意的一举一动同时也会滋润自己，就象一朵花，时时有人施肥、浇水，更有生命力。

我觉得，有道理。

善良的读者朋友，如果你心中有爱，如果你能帮助别人，就尽早去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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