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份，我在住院处的余额越来越少，预交的那20万元入院押金快花光了。妻去查了一下，还剩9000元，而妻手里的生活费还剩2000元。我不打算在医院耗下去，把原因向任大夫说了以后，请求出院。

一般，移植病人从移植日算至少要过3个月才允许出院，我才70天。虽然勉强了一点，任大夫还是答应了。但是，危险期并没有过，我不能离开北京。

为了省钱，李静一家退掉了原来的房子，我们在房租较低的石景山区合租了一处稍大点的房子。李静的病情很稳定，她的目标是将来去台湾做配型，内蒙古有一家广播电台正在帮着她筹钱。

那时，我惊奇地见了天空，见了太阳，心里头好个高兴。世界多么新鲜！曾以为再也见不到了呢。自由是什么，谁会比我更知道。尽管不可以挤公交，不可以看电影，不可以逛超市……而且口罩不离嘴，不可以吻我的妻，我还是感到自由无比。

如此的日子过了半个月，我和妻正幸福地憧憬着下一步，变故来了。

12月5日，我突发严重移植后异体排斥反应，上吐下泻，胃肠道粘膜大片脱落，人很快处于了虚脱状态。

情况紧急，不得不马上住院。妻和李静的妈妈把我送到了人民

医院。一问，入院押金要5万元。好心的任大夫到住院处给协调了半天，但至少也得交3万元。

这回可糟了。前几天家里捎来一次钱，加上原来剩的，妻手里只有1万9。求助单位也来不及了。我的唇色越来越苍白，妻真的就要发疯了。这时，李大嫂突然说，我把静静的钱全取出来。一个小时以后这个善良的女人和胡敏一起把我背入特护室。我家的所有情况大嫂都是知道的 ，她当然明白我们并没有把握还得上。

（2000年元月，我们把这笔救命钱还上了。但事至今日，我仍然会想：如果当初不认识李静一家，如果我们没有交情，如果李大嫂不是那么无私、那么善良，那我的一切又将如何呢？）

这次异体排斥反应被认定为一级。据说，植活骨髓中的T细胞损伤宿主组织，于是导致排斥反应。配型不同的骨髓移植难以成功，就是由此造成的。排斥反应的术语叫GVHD，可以引起多脏器损伤，肺泡与胃肠道的上皮损伤又会继发各种感染，因而它是异基因骨髓移植的主要死亡原因。

但GVHD又是骨髓移植成功的间接证据。对一个移植病人来讲，既希望它发生，又不希望它太重。对于那些移植后迟迟不能确定植活的病友，大夫要在他们身上动用许多手段诱发排斥反应呢。

我的消化道一度失去功能。起初任大夫还要求我每餐坚持着吃进一点点，但不论吃什么总是拉水，要不然就是刚吃下便吐了出来，他决定让我禁食。

GVHD后，我最怕的是吃饭。只要一想到“吃饭”这两个字，身体的难受便无以复加，听说禁食了，我激动得象个孩子。

体重下得很快，入仓时是164斤，出仓时是150斤，第二次入院时是139斤，10来天的工夫，竟降到了110斤。

1999年12月21日。还有10天，1999年就告结束了，全国上下都在喜迎两千年，喜迎新世纪。我呢，医院的帐告謦了，剩下了900元。当时一天的药费大约500元。

乡里说，春节前不可能再给了，教师工资已经被拖欠两个月不说，五保户、烈军属还有离退休人员的待遇也迫切地需要兑现。家里本来也正在借着，但不用说更多的数了，就是几千块钱，也不是三天两天能办到的事。三百五百、一千两千的兴许能借到，交到医院里却是杯水车薪，根本救不了我的命。可怜的家人心情再急，家里也是指望不了的。

就算写求助信也不是个时候，妻试过几处，均遭碰壁。自然，各媒体都在努力营造着喜庆的气氛，除了广告，所有版面都留给“迎两千”了。

无数的人兴高采烈，谁能知道我躺在这个角落，需要钱却没有钱，渴望生存却想不出办法。

等着我的是一条路——停药。

多不愿意如此！妻数数手里的生活费：1250。留了100，把1150交了医院。

我说：“胡敏，你跟妈（那阵子我母亲在北京）总得吃饭吧。”妻说：“到哪步说哪步，就别顾着我们了，我们会想办法的。”

我生了一个念头：她们娘儿俩能否去做点什么生意，至少把这几天吃饭的出路解决了。正好母亲也来病房里了，我说：“妈，我不用你们照顾了，咱们商量一下，看看干点什么，赚点钱，生活费总得有啊。”

妈想了一会，说：“那我去打包子卖吧！”

家乡有一种包子不是蒸出来的，是煎出来的，煎的时候得压紧锅盖，我们称“打包子”。

我想，打包子肯定行不通。没有手续、没有证件，卫生管理部门恐怕不允许制作食品；真要设摊叫卖，市政管理人员也不好对付。

妻说：“大人、小孩都在迎‘两千’，有什么迎‘两千’的事情最好了。”

迎“两千”，是的，我说：“去卖贺年卡！”

结果，全点头同意，定了下来。

别无他路，妻马上跑到不远的官园市场把货进来了。3毛钱/张，进了200张，60块钱。妈说，咱就一张卖一块钱。

次日天不亮，她们便赶往北京大学的校门口。因为我输着液，7点半多一点，妈让妻回来了。妻说早晨卖了近30张，最低9毛。

担心一天，下午五点多才见到妈。一共卖掉170张，卖得161块。妈把钱交给妻，叫她再去进200张，有人告诉妈地铁口的人流量大，妈就打算，明天上西直门的地铁口试一试。

晚上7点以后妈又来了病房。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室外温度大约是零下10摄氏度。妻看到妈的手，突然叫起来：“这么多血口子！”

我不忍心看，也没敢看。什么样的血口子？多大呢？到底有多少？我忍不住去想，心在打着颤。我翻开一张贺卡，含着泪写：

妈妈出去卖贺卡

在这命运的窘迫中

寒风里一消失她的身影

我的心便再也不安宁

此时本当报母恩

我却更加揪母心

祈愿同为人子者懂我意

视我母亲为母亲

夜里再也睡不着。医院帐上的钱最多还能维持两、三天，新世纪的钟声越来越近，不知我是否能听得到！我再次抓笔，翻开散着点点香味的那些贺卡，让心头的话随着泪水倾泻而出：

健康的时候

曾为许多琐事烦恼

如今与死亡四目相对

感到原来的烦恼日子多美妙

平平常常的美丽

在平平常常的时候却体会不到

健康的人们啊

每个日子都最好

可是您并不知晓

有些人跑向新世纪

有些人走向新世纪

有些人确实在爬向新世纪

爬着的向往走着的

而您，跑着的仍然不满意

朋友啊，其实今天的生活已经多美丽

多么值得好好去珍惜

家人为我燃香祈祷

我满脸不屑

夜深时却流泪把双手合什

上天呀，给我一条出路

能否，能否？

……

太阳还得从东边升起，天又亮了，妈又出发了。还能给她做些什么呢？还能给自己做些什么呢？我打开夜里写的那几张卡，读一遍，自己感动了自己，眼里很热。

猛然之间，我看到了办法！

这些能让自己落泪的象小诗的东西又何尝不算喜迎“两千”呢？妈妈卖贺卡又何尝不算喜迎“两千”呢？如此的境遇、如此的挣扎、如此的感受多么特别！而我们“喜”迎“两千”的方式又是多么与众不同！

隐约地、不确切地感觉：“千僖年”会给我一个机遇，媒体有可能被打动，此时此刻会有人对我们的故事和我们的窘状感兴趣的！会有人来帮助我！

我要把我的“小诗”、我们的故事还有那些贺年卡告诉媒体！

这个想法太重要了！我已没有任何出路，如果我还有一丝前景，如果上天还给我留有一线生机，无疑，只能从这里得到！这一线生机只能来自这里，只能来自这里了！

立刻跟妻商量如何告知媒体。

最后形成的“决议”是：由妻以一个过路行人的口气打电话，打给《北京晚报》的《百姓报道》栏目和《北京青年报》的《热线传真》栏目。我们想，若以妻本来的身份打，很明显，还是一份求助，极可能失败。

妻恐怕多少相信了我的话，觉得这是最后的一个希望，她竟紧张起来了。而且，又要借用别人的口气，为了不出任何差错，她把电话里将要说的话预先写在了一张纸上，打电话的时候，就捧着那张纸。

那张求生的纸到今日仍被我们保存。

纸上这样写：

您好：我是一名过路行人，致电贵报是为了述说街头出现的一幕景象。在西直门地铁口，一位老妈妈看着一堆“千僖卡”正在叫卖，她是淌着眼泪迎接的新世纪。她的儿子患了重病住在医院里，断了钱，他没有力量迈向新年了。母亲卖这些卡是为了儿子。

一家人艰难共守，她们正作最后的努力。

那一张张贺卡上写了字，是他的儿子在病床上写下的。编辑同志，让我把卡上的那些字念给您听好吗？

……

妻从出去到回来用了20分钟。我的心七上八下，不知结局会怎样。她说，《热线传真》占线了，打通了晚报。一个女编辑接的电话，她听得特别仔细，并让我向老妈妈问一下你的住院地址，我告诉了她。你那些“小诗”，她还给一字一句地记下来了。

上午10点多，《北京晚报》记者张鹏和另一位摄影记者一块来到了病房。采访中她们几次夸我的“小诗”写的好，说题了小诗的贺卡的确具有很特别的意义。我说：“如果真能对其他的人有意义，这样的卡我会接着做，迎千年，我订个目标，就是1000张吧。”

妻把我的生存正在面临严重威胁的窘境讲给了她们，张鹏说：“朱金平，别失望，鼓起勇气，晚报有100万读者，我相信会有人来帮助你！”这是1999年12月22日。

23日，《北京晚报》在头版位置用几乎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我的故事、我的“小诗”。“小诗”原样放到了报上，用的是我有些吃力的、并不工整的手迹。那篇报道的题目是：绝症患者发出千份世纪祝福。

病房门前的人多起来，热闹起来。捐款的，买卡的，妻应接不暇。妈又去了地铁口，报上都说了，要为儿子卖完千张贺卡，当然得说到做到。

24日，《北京晚报 》作了连续报道《北京人说新世纪要认真生活》。

24日晚，过了新闻联播，北京电视台来人了，《荧屏连着我和你》节目组的。护士竖着指头说，《荧屏连着我和你》是北京台最响的一个栏目哪！

来了三个人，为主的田歌（后来知道她既是制片人也是主持人）说：“朱金平，今夜是平安夜，我们祝你平安。”

他们说，打算到中华慈善总会申请一个捐助帐号，然后在节目里开设一条求助热线，力求能给我们争取到最大的帮助。如果愿意做这个节目的话，两天以后就要录制。

我们怎么会不愿意啊。最残酷的问题可能要被解决了！我得以向新世纪迈进！心里好激动，我克制了一下，没让田歌老师他们看出来。

做节目那天，病区不当班的护士全去了现场，《北京晚报》的张鹏也被请来了。节目组事先联系了搜狐网站，搜狐有多名员工参与录制。他们组织网友进行在线讨论，并为我开通了网上求助热线。搜狐在时尚女人频道设了一个专栏——“生命寄语”。

右边坐着母亲，左边做着妻子，我戴了两层口罩，身体很虚弱。

但一切很顺利。

两天来节目组的同志在病房预先了解了许多情况，我并没有提到当初在仓里胡敏所写的那些信。临去电视台，我犹豫片刻，把它们带上了。话题说到我的妻子，我就从口袋把那些信掏给田歌老师。当田歌老师用她那特殊的嗓音念出那些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哭了，田歌老师泣不成声。

记得张鹏说，22号那天，采访朱金平前10分钟，我在天桥上，我还在为必须走过的长长的天桥而心烦，见到朱金平，我的心烦没有了。我从来不曾想过，同一个世界，还有人在渴望太阳、渴望天空、甚至渴望噪音和喧嚣。我第一次意识到，自由、健康、生命是多么重要！

录制快要结束的时候，田歌老师说：“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的心中隐约还有一份遗憾，因为我们没能找到最早给《北京晚报》打电话的那位女士。”

妻与我对视了一眼，猜不出在妻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不管有没有必要说出来，当时，我们都开不了真实的口啊。

今天终于说出来了。田歌老师，您能理解当初的我们吗？您会责怪我们吗？

可以不夸张地断言，如果没有《北京晚报》、北京电视台和搜狐公司，我的生命将终止在2000年元月1日以前。（由此推导，也就不存在我现在坐在这里写这些文字的机会了。）

录完节目的次日，田歌、张鹏两位热心人联合找到人民医院院长办公室。田老师说：虽然朱金平现在没有钱，但我们正帮助他筹措，希望医院能把朱金平当个特例，不要停药。那么多观众、读者关注着他的命运，如果他因为没有钱被停止用药而死掉了的话，院方的形象无疑将受到很大影响。

我就没有被停药。

田歌老师个人捐赠1万元，她又动员她的好友有名的舞蹈家沈培艺老师捐了1万元，加上其它义购、义捐款，一共是7万1，我活了下来，欠李静的钱也还上了！

新世纪的曙光也有我的份！我心里的激情谁能知呵。我发誓，一定要好好地活着，为了一切好心人！1999年12月31日，我在《南方周末》世纪珍藏版发表新世纪畅想：别人是走进21世纪，我则是溜进21世纪的。较之常人，我的心中有一份更加澎湃的激情。我们国家至今还没有一个象样的骨髓库，我将会为此投入新生命的全部精力。争取到2003年库存样本达到500万份，2005年达到1000万份。届时，不单我们中国人，所有的黄种人都将不再害怕白血病！

后来，“小诗”引起的关注是我所想不到的，搜狐作了日记式报道，《北京晚报》连续进行了六次追踪。在《北京晚报》、北京电视台和搜狐之外，许多其他的媒体也给予了报道或评论。

在此附上手头留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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