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初中那年，去要好的同学家玩，被他文革前上高中的哥哥的藏书箱吸引住了，除了借走几本小说外，还拿了地理作业本--上面竟然有县城运河镇地形图！这让我惊奇得不得了，想不到自己生活的小城镇也能划成地图。不过那图划得过于简单，连我住的居民区都没有标出来，大街上的商店旅馆也没标，我决定自己依照他的样子，划一幅大的。

　　买了一张大白纸，先把那张地图上已有的东西都划上去，再把我所住的居民点用红五角星标上，然后再一点点标上每条大街上的各个建筑物的名称。这时才发现，划地图，特别是详图，可不是一件小工程，光是文化馆东侧的菜市场里面的小店铺，全标出来，就够复杂的了。做了不到五分之一，我就再也做不下去了。不过，还是挺得意地把它贴在墙上，让邻居小伙伴们来参观。但好景不长，那时正处在文革中期，有人说我是划联络图，像智取威虎山土匪绘的那样，小心被阶级敌人利用。于是当街道主任的母亲，趁我不在，撕了下来，烧了引炉子。我因此难受了许多天，还暗暗流了几滴泪。

　　运河镇的大地图虽然几乎算是胎死腹中，可我划地图的兴趣，依然不减。这次小心了，又买了一张大白纸，偷偷地划。不过，划的不是运河镇的全图了，因为已经意识到那个工程过大，非我能力所为，我要为我住的居民区划一张详详细细的全图，标清楚每个小巷子，标清楚每个住户，甚至标清楚每个住户里和我要好的小伙伴的名字，目的吗，就像智取威虎山里那张土匪用的联络图，找他们玩时方便。

　　不划不知道，一划吓一跳。划了几天，才发现，比运河镇详图还要麻烦。因为我们这个地处文化馆西边，俗称高台子的居民区，房屋建设过于混乱和复杂，以至于外人进去了，竟然找不到出去的路，常常会走进人家的家院子里，因此又有了"九曲巷"的绰号。但我还是知难而进，先从我自己的家划起：堂屋三间，南屋一间，院墙弯弯曲曲，院门向西开着，东面的院墙外就是别人家，家院子里还要标上两棵大柳树和一棵枣树，院子的最东面是才挖的防苏修原子弹袭击的防空洞，还在我住的小南屋上标上我的名字……最为复杂之处，就是我要按一定的比例划它们！待一一划出来时，才发现光我家一处，就占了很大的地方。想想还是先划大框吧，于是以我家为中心，一圈圈地把道路标出来，我的天，哪里是九曲巷啊，一百曲也不止呢！简直比《地道战》里挖的地道还要复杂！虽然有了畏难的情绪，还是硬着头皮，一个巷一个巷，一家接一家地划着。

　　"九曲巷地形图"划了三分之二时宣告失败，因为那张大白纸已让我划的所剩无几，而我本人，也耗得筋疲力尽。想想也没意思，对于我们来说，闭着眼都能在九曲巷里摸来摸去摸不错地方，要那地图干什么，有那精力，不如东到文化馆里打篮球，西到国营大鱼场钓鱼摸虾，南到铁路小学踢足球，北到杨树行摸知了猴去。

　　注：这篇小文，原题《邳州老地图》，想以本文写的小故事为由头，写一写现在的邳州城各个区位三四十年前的样子，谁知由头写来一发不可收，成了一篇独立的小文。

　　2007年9月9日星期日

回到目录

　　新华书店还是新华书店，只是由六十年代初的平房，变为六十年代末的三层楼，再到如今的五层楼。将来大楼可能会建的更高，但希望永远都是新华书店。因为作为老县城闹市的中心，也就是当年老街人最引为自豪的大十字街口，新华书店，是唯一一处保留了原来名称的商家了。

　　现在的百货大楼，当年叫百货公司，现在的人民商场，当年叫大众饭店，现在的时代广场，当年叫烟酒公司。时代巨变，一切在变，不变的，是新华书店，而更为不变的，是毛**手书的"新华书店"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和五十年前一样熠熠生辉，让看着它长大的老运河街人，倍感着亲切。

　　留在最初印象中的书店的记忆，是父亲出发归来，给了我几毛钱，我就急忙跑去书店，挑来拣去，买了一本讲原始人故事的彩色画册。买好后，先是迫不及待坐在书店门口的台阶上细细看了一遍，然后是向街坊中的小伙伴们炫耀，最后是画册被看烂的不知去向。

　　小时几乎没有买过什么书，但书总让人感到神秘神奇，所以，那时有事没事，就喜欢看书店外大橱窗里摆着的各类书，或者在书店门口的小人书书摊上，一分钱一本的租书看。这情形，在我的《小城纪事》中的《二小》里，有过记述。

　　直到上了中学，口袋里有了点小钱之后，才成了书店里的常客，这情形，一直持续到现在。我那时，几乎攒足了钱就买书，现在书架上还保存着上初中时买的《青春期卫生》和《物候学》。

　　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与书店的多与少有关，可惜，几十年过去了，新华书店始终独此一家，没有成功地打造出几个成功的分店来（分店规模小，时开时关），而在新城建设胜过了老城，铁道以北的新区人口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密集度时，竟然没有更具规模的新华书店出现，也是令人惋惜之事。

　　2007年10月10日

回到目录

　　新华书店以西的第一家，是缝纫社。

　　我最喜欢跟母亲去缝纫社的原因，是在她和裁缝匠，也是她的岔河老乡，按辈份叫恩燕老爷的一位败了顶的挺精干的小老头拉家长时，我去捡拾用剩了的扔在地上的扁平的画笔。临走时，那位母亲称为恩燕老爷的人，会包一小包五颜六色的没用过的画笔给我，有时还会给几个用完了线的铁线圈儿。回到家里，再把画笔小心翼翼地搿成许多小块，分发给街坊邻居的小伙伴们，大家画得满地满墙都是狗尾巴圈子，只到用完为止。

　　缝纫社好像是三大间的红瓦房，特别高大，梁头上挂着各式裤子和褂子，风吹来，飘飘荡荡，我总觉得有点鬼影绰绰的。屋中间是一张硕大无朋的裁衣板，那时多次想过，躺上去，打个滚儿，一定很好玩，因为布多，软软的吗！最觉特别的，是那缝纫社门面没有墙，全是一排排的木板，拼接起来的。营业时，全打开着面对着大街，显得很壮观。那时缝纫店的生意很红火，因为县城里唯一的一家百货公司极少卖成衣，而这家公私合营的缝纫社，却是县城里最大的。零星的个体的小缝纫店也有几个，却冷冷清清。

　　母亲与其说经常去缝纫社里做衣服，不如说是学习做衣服。想想也是，那时哪家不是四五个小孩子，哪里有钱全去做衣服穿啊。于是买来代用布，也就是包装物品用的粗白布，不要布票，有熟人就可以买到的，再拿到染缸店里染蓝了，就可以自己给孩子们裁制衣服了。母亲当然不是唯一这样作的，记得我们那片不少阿姨都会做衣服，她们有擅长做上衣的，有擅长做下衣的，有擅长做西装裤或田径裤头的，大家取长补短，有时一件衣服，这家裁了，那家缝了，一件衣服出来，经过许多人的手，和许多人的关注，穿在身上，也就分外暖融融，乐融融了。

　　我下放农村前，母亲带着我还专门去缝纫社做了一次裤子。那位"恩燕老爷"亲手给我量腰身，还拍着我的头说，这孩子，说长就成长人了，想想穿开裆裤子时，好像还是昨天的事啊！说得母亲哈哈大笑，我却羞红了脸。

　　后来，成立服装厂，缝纫社就被合并掉了。

　　2007年10月10日星期三草

回到目录

　　过了新华书店西侧的缝纫店，是一个三四米宽的巷口同子，它通向回民饭店的后院，专供待宰的牛羊进入。当然，要想看现场屠宰，这里也是必经之地。所以，隔三差五，回民饭店的后院，甚至于这个巷口子里，都要人满为患，因为小城里实在没有太多的稀罕景，看杀牛宰羊，也是一大乐，相当于西班牙人看斗牛吧？

　　巷口同子前面还高高树着一台变压器，在我们眼里，很是壮观，它所发出的嗡嗡声，我们听来，既像音乐一样美妙，又像仙音一样神秘。乡下人进城，也要特来参观一下，因为这是电气化的象征，以为电都是从这里面发出来的，盼望有一天，也能从这里扯出一根线来，通向自己的村子。而变压器与回民饭店也有特别的关系，屠宰师会在支撑变压器的水泥柱子之间绑上木棒，将刚杀过的牛羊悬挂上去，当街卖鲜肉。

　　不过，巷口同子的西边，却不是回民饭店，而是糖烟酒公司的门市，我们叫它小糖果店。我十岁前，活动的范围很少超过大十字街口，所以，也极少到地处大十字街口东北角的糖烟酒公司买零食吃。那地方偶尔去过几次，柜台特高，服务员好像也厉害，货架上的东西满满的，好像都太贵，顾客也多极，让我感到压抑，甚至于恐怖，所以拿钱买东西时，手都有些抖。这地方，我们称为大糖果店。现在想来，对店名的称呼，也挺有意思，大人们叫它烟酒公司，我们叫它糖果店，正是各取所需而取名吧？不过小糖果店里的东西实在少的可怜，我印象中，店里面黑黑的，货架上空空的，还散发着媒油味，只是那种一分钱五粒的花花绿绿的糖豆子，永远卖不完。

　　与小糖果店毗邻的回民饭店，就显得气宇轩昂了，虽然也是平房，但十分高大，女儿墙也不是平齐的，而是中间高高耸起来两个梯形的造型，墙面上用回汉两种文字，书写着鲜红的店名。里面永远热气腾腾，食客进进出出，远远近近都弥漫着牛羊肉特有的香味。更不用说素炸大油条、羊肉粉丝大煎包和味儿鲜美的砣汤，更是令人大快朵颐。回民饭店经理的女儿，是我小学的同班同学，有时她会带我们去店里玩，进门前，她一再叮嘱我们，不许提"猪"字，否则，要打嘴巴子，还要关在铁笼子里饿上一天，吓得我们都不敢开口说话了。她老爸长得胖胖圆圆，像个傻乎乎的大和尚，嗓门大得惊人，我总是把他同《回民支队》电影里的马本斋想像成一个人。我那同学是出了名的鬼机灵，有时趁她老爸不注意，会偷块大羊肉藏在衣服里，出来时分给我们每人一小块。只是那羊肉味太膻，我刚吞下肚，迎面吹来一阵寒风，激得我全吐了出来，气得她大骂"王八羔子"--这丫头，可是出了名的厉害。

　　那时运河街的回民们，都居住在同一个区域，方位大致就在回民饭店的正南方。他们应该是本地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吧？所以，关于他们的传说也就特别多，每个人似乎都有着不小的秘密，谈论回民们的生活习俗，常常是街坊邻居的热门话题。我想，那时他们的生活圈子，应该是相对独立的，保持的习俗，也一定是十分完整的，虽然没有伊斯兰教堂可以做宗教活动，但总是热热闹闹的回民饭店，可能就是他们聚会的场所。所以，回民饭店对于我来说，就别具了一分神秘和神圣的色彩，我从没有一个人单独进去过，总觉得那些黑黑的墙壁里，藏着许多秘密，比如经书。

　　母亲偶尔会去回民饭店，花三四角钱，买一斤鲜牛肉回来包饺子吃，说是好好拉拉馋。那时肉食是要凭票供应的，普通市民限量供应猪肉，牛肉是特供给回民的，好像量也大。但小城就是那么小，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只要有人缘，没有买不到的东西。所以，只要想吃牛肉了，直接端个碗，去回民饭店里买就是了。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母亲端着个大白碗回来了，让我们都来看。白碗里放满了清水，里面是一块鲜红的牛肉，奇妙的是，那牛肉竟然还一跳一跳的。母亲说，这牛肉刚杀出来，还活着呢，放在清水里，可以养上一会儿。说的我们都睁大了眼睛，夜里做梦，那牛肉竟然飞了起来，变成了一只小牛魔王。

　　其实回民饭店最出彩的事，是杀牛。先是牛扯起喉咙来，仰天哀鸣，引来四面八方的看客。心软的人，会说牛苦了一辈子，还要挨这一刀，太可怜。还说，牛在流眼泪呢。真的，流着眼泪的牛眼，总让我感到怪怪的，觉得那像是人眼。最会杀牛的，是个叫腊月的小伙子，只见他磨好了刀，两手抓住牛角，跨开腿来，用肩一顶，再大的牛，也被他乖乖地制服在地，然后三刀五刀就了结了性命，然后就是"疱丁解牛"了，纯熟的刀法，赢得阵阵喝采声。剥下来的牛皮，用棍子撑起来，悬挂在变压器的柱子上，迎风招展，蔚为大观。

　　前年开政协会时，竟然遇到了当年回民饭店里跑堂的小伙子。我们邻座，三言两语，就找到了许多共同熟悉的人和事，谈的不亦乐乎。听说我在媒体工作，他脸色沉重地拿出一个提案来，是关于回民饭店恢复的。他说现在回民饭店被卖掉了，这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应该：一是应该尊重回民的风俗，二是回民饭店是邳州老字号，三是回民饭店的产权应该是回民的。他希望我也帮他呼吁一下，应该在原址，建一个像样的回民饭店。如今那地方起了高楼，不知有没有回民饭店的位置。

　　当年的运河街，大饭店只有两家，一是大众饭店，一是回民饭店。

　　2007年10月11日

回到目录

　　三岁时上的是托儿所。母亲提起这事，总要笑我没出息，只上一个月，就卷起铺盖回家了。原因，可以想的到：哭。母亲说，每周末去接时，小孩子都眼巴巴的扒在铁门里，送去的时候，都扯着衣服杀猪似的嚎。我不知三岁时有没有记忆，或者我的记忆准不准确，亦或只是一种梦境，但托儿所在我的印象中，却像水彩画一样明晰：地处现在的附小附近，两层楼，院子的地上打上许多圆圆的石灰印子，院墙是铁栅栏，门口是小河。我那时家住在武装部，当时叫兵役局，离那儿并不远。之所以把我送进托儿所，据说这是机关干部享有的福利，同时也是为了支持托儿所的事业。离开托儿所，仿佛回归伊甸园，由乡下来的小姨打理我的一切，日子一定非常快乐，只是没留下什么记忆。

　　五岁时上幼儿园了--运河幼儿园，她是当时县城里唯一的一家公办幼儿园。这在六十年代初，一定是件挺大的新鲜事，我能记得，当时幼儿园门口总是围满了大人，看老师们如何带着孩子们做游戏，很自然的，幼儿园的老师们，也就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

　　最初幼儿园建在运河北岸下，方位大概在现在的文化馆正南方。我们上学时，从文化馆门口组队出发，顺着小十字路口一路向南行进。这条路很特别，算是运河街最老也是最繁华的路段之一：一是石块铺的，二是店铺特多，当年十分繁华，因为靠近运河码头，使船的南蛮子常从这儿上岸。

　　上学或放学的路上，我们总是走的特别慢，或者走着走着，就走掉路了，因为路两边的诱惑太多。你看，从小十字路口向南开始，左边是肉店右边是理发店，割肉或者剃头，刀光闪闪的，有趣。朝前，左是烟厂右是供销社，烟纸和爆竹之类，更是我们的最爱。朝前，不好了，左边是大粪场，右边是石灰窑，臭气和石灰味呛死人，只好小跑过去。朝前，左边是大汪，右边是大汪，摸菱角抓小鱼，个个欢得像小鸟。朝前，左是派出所，右是粮食局，不好玩。朝前，是一个更小的十字路口，走过去，左边全是一排小商店了，好吃的零食，有多少钱花掉多少钱，右边却森严的很，是中医院，是运河镇公所，是小戏园子，是旅社……好了好了，不常的一段路，总得走上大半个小时，有时半路上，还会被上班或者赶集的大人遇到，那时便一手拎着耳朵，三步并作五步，捉进幼儿园里。

　　幼儿园的长方形院子很大，依次放着大大小小的滑滑梯、压压板、秋千自不必说了，印象最深的还是一种染成了湖兰色的大摇船，男孩女孩各两对分坐两端，唱着儿歌，摇啊摇，觉得自己成了童话中的公主或者王子。

　　早操时，偌大的院子却显得拥挤了。大中小班的全体学生，沿着院子四周两路纵队排列起来，茅园长站在中央使劲吹着哨子，大家开始围绕着她踏步转圈子。要把队伍转得很整齐了，并且没有任何人说话了，转圈子运动才可以结束。然后是训话：表扬哪个孩子听话，拾了一分钱交了公；哪个孩子不听话，抢别人的糖吃，还打人。

　　一块大蓝布挂在墙上，老师把剪好的各种造型的纸片用一种类似棉花的东西粘在布上，教大家识图，有汽车、马车、树、山，要到大班时，才识"人口刀火"。还有就是数数，一至十个数字，可以教上个把月。摆积木，唱歌，捉迷藏，反正一天到晚，都是在玩。最开心的时候，是发点心。一个小纸袋里，放几块小糖或者甜点心，用牙一点点咬着吃，可以吃到放学。

　　放学时，出了园门大家就一轰而散，规规矩矩排队走的都是笨蛋。大家重新整合，住在一片的小孩子，大大小小围笼起来，我们那时常玩的游戏，就是像电影里演的解放军一样，人人找来一根棍子当枪，朝家的方向喊杀过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比赛谁先冲到家门口，最先的是毛主席，其次是朱总司令，再其次是刘少奇……

　　难忘的悲剧，是母亲给我做了一身小列宁服，布料黄黑相间，亮亮的，像狐狸皮，大家都来笑话我，紧张得我想大便，却解不开扣子，最后拉在了裤子里。回家来，母亲哭笑不得，把衣服洗干净后，干脆染成了老蓝色。

　　我上大班时，上小班的三弟惹了祸。中午放学时，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他了。母亲，老师，邻居，同学，满大街找，到运河边找，到了下午四点多钟，才在幼儿园放被子的仓库里找到他。调皮的他，从门缝里钻进去，睡着了。

　　小时看幼儿园的老师都很美，像天使，一直到现在，都还记得她们：茅老师、邵老师、胡老师、闫老师……

　　运河幼儿园从大运河边搬到破产了的烟厂，也就是现在运河镇幼儿园时，我正好上完了大班，成了运小一年级的新生。

　　四十多年后，开政协会时，见到了邳州幼儿教育的创始人、运河幼儿园的第一任园长茅老师，她是作为原政协副主席特邀参会的。她还认得我，叫得出我的小名。我扶着她的轮椅，照了一张合影。

　　2007年10月12日

回到目录

　　我们小时管人民剧场叫大戏园子，因为在它面南的那条老街上，还有一个小戏园子。小戏园子历史应该很悠久，我猜想，解放前就该有了吧？那时的老运河街，也叫大榆树，是远近闻名的水旱（铁路和水路）码头，很繁荣，中转货物不说了，南来北往的船民们，常在这儿歇脚，商业和娱乐业被刺激而发展，应在情理之中。

　　小戏园子在当时的中医院和镇公所之间的巷口子里。因为去那儿总是夜晚，所以，刺眼的汽灯下，那巷口儿显得特别深，两边的老砖墙也显得特别高大，多年以后，我会偶尔梦到它，像故宫的城墙。园子好像是正方型的，阔大的空间里立着几根大圆柱子，总是烟雾缭绕。舞台下是一组一组的长桌，瓜子、花生、糖球、蔗糖块、红心的青辣萝卜……卖小吃的在桌中间飞快地窜着，冰糖球上压成扁片的晶莹剔透的冰糖片，总是馋得人狠咽唾沫。记不清看过什么戏了，反正都是柳琴梆子之类的古装戏，戏名好像有个"孟丽君"什么的。母亲是戏迷，这方面她是专家，多年后，拉起小戏园子里的名角，也是如数家珍，更有许多关于名角的奇闻轶事，今天听来，都是绝好的梨园传奇。

　　小戏园子与人民剧场并存了一段时间后，就随着那条老街的萧条消失了。运河镇公所和中医院都搬走了，菜市也北移，集中管理，地点就是现在的大榆树街，俗称老菜市。而人民剧场，就建在老菜口的大门东侧。

　　从传承的角度看，人民剧场应该是小戏园子的继承和光大，小小的戏园子已无法满足作为县城的文化生活的巨大需要了。平心而论，即使在今天，人民剧场的建筑，无论从规模还是从风格看，在邳州的城建格局中，仍有它的一席之地。而当我们知道它是五八年大跃进的产物时，可能唯有"赞叹"二字了。而一手促成它的，就是当年载下水杉树的李清溪老县长。

　　人民剧场的落成，不仅造就了邳州历史上最为宏伟的建筑，就是在徐州各县也独占鳌头，邳州人，着实为它风光了许多时候。接着，邳州的京剧团、豫剧团和柳琴剧团，从小戏园子里转到了大戏园子上，轮番登台演出，当时的老运河街人，真是过足了戏瘾。而那些艺人们，也出足了风头。可以说，人民剧场建成后的最初十年间，是邳州戏剧事业，特别是地方戏空前绝后大发展的黄金时代。

　　那时电影五分钱一张票，戏票是一角二，算是高消费了。大人们，最多也就是一周看上一场，小孩子们对看古装戏大都没兴趣，听不懂，一演就是二个多小时，常常是跟大人进场不到一半时间，就开溜了。不过人民剧场门前，却是我们的最爱。那时灯火通明到半夜，人多，热闹，许多买不起票的人，喜欢在剧场外听戏，然后就是等到散场前十分钟时，剧场放大门，大家一轰而进，看个大团圆的结局。

　　对于我们来说，剧场门口是极好的游戏场所。七八级的台阶，可以跳上跳下。两侧各有一个大坛子，种着高大的松树，可以比谁爬上去的快。再两侧的墙边，是成排的茂密的冬青，可以捉迷藏。再两边的围墙上，有画廓中的剧照可以观赏，若再爬上墙头铤而走险，更像飞夺泸定桥般神勇，运气好，可以偷爬时剧场里白看一场戏。更不用说，剧场前的宽大的小广场上，布满了卖各色零食的小贩，这是老运河街人夜生活的乐园。

　　文革的风暴，彻底毁掉了这片艺术伊甸园的美丽风情。剧场前的小广场成了造反派开会和批斗走资派的会场，剧团的造反派还专门把古装戏的戏服挑到剧场门前焚毁，然后剧场里就成了两派争相演出文艺节目的舞台。等到文革高潮到来，两派文攻武卫时，人民剧场的楼顶，就成了两派争夺的制高点。那最为惨烈的一幕，是一个运河中学的红卫兵从剧场的最北侧拿着棍子正要攀上楼顶时，被盘据在楼顶的另一派红卫兵用棍子打落楼下摔死。那时我正爬在自家院子中的大枣树上看热闹呢！

　　在武斗进行至最为激烈的时候，作为城中心的人民剧场，反而成了真空地带，也因此成了我们孩子们玩耍的乐园。这时，我们才有机会深入剧场的内部，满足了由来已久的好奇心。先是爬到舞台上，掀开舞台上的木板，看舞台下有什么机关。又把幕布拉来拉去，直到拉不动为止。再攀爬到舞台的上方梁头上，看聚光灯是如何摇动的。又跑进剧场的售票室，找出成堆的旧票，从小窗口递出去，过一把卖票的瘾。再一楼二楼三楼地攀上去，还是数不清一共有多少间小房子。终于在天花板上找到了出口，大家一拥而上，竟然站在了人民剧场的楼顶平台上。大家对着大街喊"毛主席万岁"，还把传单撕碎了朝楼下的广场上乱撒，仿佛自己才是胜利的红卫兵小将。

　　那时处于无政府状态，大家见到好玩的就拿，什么小凳子、幕布、道具、画笔之类，都可光天化日下顺手牵羊。我胆小，只拿了两样东西：一是从座椅的布垫里抽出毛毡来垫鞋，二是将大门的钢转轴帽拧下来玩。一座本是富丽堂皇的好端端的大型建筑，只几年功夫，就被毁得满目疮痍，连一块好的玻璃也不存在了。

　　文革中后期，时兴演样板戏，人民剧场才又恢复了元气，这时我们已经长大，经常从墙头上爬进去看演出。慢慢地，和把门的几个徐州下放知青混熟了，只要我们高兴，随时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去看戏。也因此，愤愤不平的别的街区的小孩子，都说人民剧场是"你们家开的"。没办法，近水楼台先得月，谁让我们住的地方，离人民剧场只有几十米远的距离呢！

　　后来，县城里相继建起了电影院和影剧院，人民剧场唯我独尊的文艺演出场所的地位才风光不再。它跟我的直接联系还有两次，一是我1975年下放时，县里在人民剧场召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一是我考上大学后，在人民剧场里看戏相了一次不成功的亲。再后来，在其中看了一次《妈妈再爱我一次》的电影，发现这剧场的空间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低矮狭窄，完全不是小时候印象中的北京人民大会堂一样的宏伟壮观了。

　　如今人民剧场早已寿终正寝，改建成了超级市场，但我经过那儿的时候，总觉得她还在，舞台上正唱着柳琴戏呢！

　　2007年10月13日草

回到目录

　　那浓香沁脾的豆汁，那脆酥爽口的油条，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美的早餐。为了吃到这早餐，有时要早上四五点钟爬起来，端着大铝锅，在大众饭店门口排起长队。豆汁泡油条那独有的美味，足以暖透凛凛晨风中颤抖着的身子，而当我们七点多钟，挎着书包走在上学的路上时，吸一吸鼻子，豆汁油条的浓香依然沁人心脾。

　　大众饭店坐落在大十字街口西北角，虽然是起脊的平房，却十分高大，正面的门脸更是高高耸起，红五角星下方的水泥雕刻的"大众饭店"四个草书龙飞凤舞。进得门来，左边是卖烟酒的柜台，右边是卖签的地方。正面是一排一米多高的柜台，里面卖菜和饭。左右厅堂里，则摆满了方桌。

　　一直想不出，到饭店里来大吃大喝的是些什么人，因为那时绝无公款吃喝之说。我小时，虽然也常出入大众饭店，却从没有坐在大厅里吃上一顿。除了油条和豆汁，我们曾经吃过的美味佳肴，就是煮得烂香、切得细薄的猪头肉和肝肺之类，那"大菜"的馆子味，是家里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母亲常说，饭店里的菜做得就是好吃，因为"搅乎"（配料调料）多，舍得放油。

　　其实我们一大早去买油条豆汁，一般是用不着排队的，而且更不怕去晚了买不到。因为大众饭店的经理是我们家西边的邻居，我们叫他余大。烧豆汁的是我们东面的邻居，我们叫她蔡姨。余大会把我们直接叫到大厨房间，直接舀豆汁拿油条，然后把钱放在那儿，由他们事后补签。蔡姨则会多舀一大勺豆汁，而且都是掏底舀的厚豆汁。母亲总是夸蔡姨的豆汁熬的好喝，说这运河街上，没人比她熬的豆汁更香了。

　　除了买油条豆汁，我最常去大众饭店干的一件事，就是为老爸买酒。那时酒要凭票供应，无论大人小孩，一个月一人都是二两酒，酒是运河香醇。父亲酒量并不大，但一个月一斤，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更何况乡下的外姥爷来了，也是要顿顿喝的。母亲只好向不喝酒的邻居同事要酒票，或者就拿烟票换酒票，再加上与卖酒的营业员很熟，父亲的酒是供应的很充足了。

　　父亲那时在乡下工作，每次从乡下回来，我就要提着个酒瓶子到大众饭店给他打散酒喝。卖酒的阿姨，胖胖的，是商业局长的夫人，慈眉善目，认识我，边用酒端子朝漏斗里打着酒，边问我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有时，还会收下钱来，把酒票退还给我，让我藏在衣袋里，不要让别人看到，也不要跟任何人说。回去告诉母亲，母亲总是笑着说："你纪姨就是大好人。"

　　说到近水楼台先得月，大众饭店的人可谓是最好的印证。一者因为个个都很白胖，二者他们家家几乎都养一只大肥猪，饲料，便是饭店特有的垃圾--泔水。记得蔡姨家长年养的那口大肥猪，简直就像牛犊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每天下午都要去鱼塘边打一次泥，到马路边去啃一顿青草。无论直到哪里，都要引起围观。邻居养猪的，多是生产队的社员，相比之下，那猪养的都像猴。她们常常指着蔡姨的猪调侃：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就不一样，别说人了，就这猪你都没法比。

　　上高一时，为了挣学费，我坚决要求去干小工，正好大众饭店翻修，我竟然得到机会，爬到了大众饭店的屋顶上，干起了揭旧瓦换新瓦的活儿。那时站在大众饭店门脸顶上，俯瞰大十字街口的人来人往，心中充满了自豪感。不过等爬到屋脊上揭瓦片时，却因恐高而双腿发抖，只好一只手抓着瓦沿子，另一只手揭瓦片，反而不敢朝下看了，紧张害怕，狼狈至极，多年不忘。

　　大众饭店什么时候关闭的，记不清了。好像一开始改建成了三层大楼，一楼经营百货，二楼经营饭店。再后来，饭店关掉了，全部变成了商场，名字也改为"人民商场"了。

　　从现在的大十字街口

　　从现在的大十字街口商业布局看，除了新华书店，其他三家--百货大楼，时代广场、人民商场，都成了大同小异的综合性超市，失去了经营上的个性。而当年，一是百货公司，一是糖烟酒副食品公司，一是饭店，分工不同，各司其职，显示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

　　2007年10月14日

回到目录

　　老菜市兴建于六十年代初期。那时我正在位于老菜市口正南方一百米远的运河幼儿园上大班。那天放学放的早，住在同一片的小孩子集在一起，玩解放军打蒋匪军的游戏。当蒋匪军的都是中小班的，大班的都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总理"。大家一声喊"毛主席万岁"，朝已跑出一段路的蒋匪军们追杀过去。追杀到老菜市口时，才发现今天的蒋匪不好追了，因为老菜市里到处都在挖土，在建房。不久，老菜市口树起了铁皮做的横标："运河菜市场"，县城里所有卖东西的，都要集中到这里来管理了。

　　那时刚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处在调整期，对自由买卖，管理相对放宽了些，于是就出现了这个自由买卖的市场，以弥补计划经济供应上的不足。乡下的农民可以拿出自留地上种的粮菜以及自家养的禽蛋出售，换钱来购买布煤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城里人更可以此来贴补公家粮食副食品供应的欠缺，改善生活的质量。当然，什么时候卖什么，以及一人只许卖几斤，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而且不允许东边买来西边卖，那叫投机倒把，要严厉打击。

　　老菜市的入口面向着小十字街口，西边是大鼓场、文化馆，东边是土产公司的水果店、人民剧场，高高的两个墙垛子，显得高大威严。菜市并不大，长度只是现在卖杂货的大榆树街的一半，北面的部分，路西是国营鱼场，右面是废品收购站，和一些水塘子。那地方很荒凉，因为再朝前走走，就是埋死人的乱岗子了。

　　最初的时候，菜市场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店面，有名的地方，就是酱盐店，茶馆，公厕，街道福利厂，土产公司门市，小百货店，其他就是一段一段的围墙了，西边是文化馆的围墙，东边是人民剧场和交通局的围墙。卖菜的，蹲在路两边，在地上铺个摊儿，就可以做生意了。

　　那时市场管理时宽时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老菜市历经着兴衰。市民们买粮食副食品，基本上都是凭票到公家的店里买，但鸡蛋、大白菜、瓜桃梨枣、鱼虾之类，就只要到自由市场里买乡下农民自家生产出来的商品了。记得严管时，鸡蛋都不可以卖，市管会的人，常追得小贩满街乱窜，抓到了，就要全部罚没。文革初期，街道上把我们不上学的小孩子组织起来，跟着一个小老头儿，拿着个电扩音器儿，臂上戴着红袖章，天天在街头巡逻，那是我小时候难得的最风光的时刻。在我们手下，不知抓获过多少小商小贩，看他们可怜的求饶和泪眼，我们却从未心软过，因为那是阶级斗争。

　　母亲常在下傍晚去市场买菜，因为这时菜都是挑剩的，卖东西的人急着走家，只要全包下来，价格就只是平常的一半不到。我们小孩子几乎没到市场上买过菜，最多是到酱盐店里打酱酒买粗盐。最壮观的卖东西的场面，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是有人从肉联厂买来兔子头，放在大锅里用盐水煮了，五分钱一只卖，竟然几十人围着那大锅在津津有味的吃。一是有人用大铁锅煮了山芋五分钱一斤卖，也是围了几十人在那儿津津有味的吃。后来听说这两家都发了大财，但不久都被市管会查封了，罚收了所得。

　　过年的时候，菜市场门口是卖爆竹的天下，我们整天呆在那儿，用零花钱买来散爆竹，放着玩。最激动人心的一次，是有个卖爆竹的，看着一张八仙桌，在菜市场门东侧卖得正投入，突然有人投来火种，炸飞了他一桌的爆竹，我则趁火打劫，抢走了好几挂爆竹，过足了放爆竹瘾。爆竹那时似乎可以自由买卖，但必须交税，有一次，山东老家来人卖爆竹被工商局查了，半夜跑我家来，让走后门把查禁的爆竹要回来。局长虽住我们隔壁，但情却是绝对不讲的。

　　没想到，多年之后，下放的我，竟然也会在老菜市里卖东西。那是文革后期，市场的管理越来越松，老菜市的规模已是占满了那整整一条街，还延伸过了小十字街口，占满了对过的那条老街。因为自己身份的特别，属于生产队里最"公正"的一族，所以生产队为了变点机动的钱花，就让我和会计一起去运河老菜市里卖大米和卖牛肉。那时我总是把头低的很低，怕被熟人看到。

　　更没想到的是，当年我们在当市管会的业余纠察队员时，领导我们查市场的市管会工作人员之一的朱廷久先生，如今已是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并且还是我的忘年挚友。我们最佩服的一次行动，是他查获了一桌赌徒，那四个在老菜市的一间小屋里赌博的家伙，只好低着头，依然坐在桌子四周，桌上摊着麻将，而那张小桌子，此时已摆在了市场的路边示众呢！

　　如今的老菜市还在，只是成了卖日用杂货的小市场，路两边已是改造后的两层商住楼，改革开放之初，也曾无限风光过。不过，如今却是楼旧路破，很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风貌。有一天，我到那儿去买铁丝网制鸟舍，竟被一个卖锅碗瓢勺的摊主一迭声的"大学生"叫住了，一看，哈，竟然是我的老邻居，原来是在平马车社拉板车的。乐哈哈的神侃半天，根本不像生意人。对于他来说，卖东西不过是个幌子，在街头看景才是真的。想来他还算是子承父业，我记得他父亲是卖咸鱼的，六十年代初就死了，家道十分殷实，是我们高台子上第一家盖瓦房的呢！

　　2007年10月14日

回到目录

　　那时几乎每个居民小区，都有一个公厕。我们高台子的公厕就在西边的路口处，西临鱼场，即现在的水上公园。

　　早晨那儿最热闹，憋了一夜的人们，排着队等在门口。大便产量很高，每天由大粪场的老儿儿用车拉走，小便则流到西墙外的鱼池里，那儿鱼因此特肥，是我们垂钓的佳地。那时想找到擦腚纸都很难，小孩子们要么用石子砖头擦腚，要么干脆用腚在木柱子上或者墙角上蹭蹭。厕所的墙壁上，写满了骂人的脏话，男女厕所中间的隔墙上，划满了沟沟，终于有一天，抓到了一个透过沟缝偷窥女厕所的流氓。后来大家再如厕时，不到万不得已，绝不靠近与女厕所隔壁的那堵壁。某一天半夜，还发生过在女厕所里抓到通奸犯的事。虽是文革时期，男女之间的风流事，却一点也不少。

　　那时县城里公厕的分布，似乎比现在还要相对的多。比如就在我们那个公厕的大路对过，也有一个公厕，属于石灰窑居民区的。由此再朝西不远，在现在的立交桥，过去的铁路搬道口，路边也有一个公厕。更不用说，我们前面的农业银行，文化馆内外，铁路小学，都有公厕可以无偿享用。正是吃的困难，拉的却方便极了。

　　全运河街的公厕，大小皆不同，风格也各异，我们最看中的有两处，一在文化馆东厕，一在县医院东侧。厕所都是苏式建筑，有百页窗，高高的吊楼，大小储便池既深，且在墙壁外，十分卫生、整洁。只要不内急，我们都会跑到文化馆东侧的公厕里去方便。公厕的角落里还放着石灰和煤渣，以及扫帚之类。只是遇到喜欢恶作剧的我们这群调皮的小孩，煤渣、石灰就成了炮弹，扫帚自然是最好的冲锋枪。我们还打家劫舍，帮助以拾大粪为生的邻居偷公厕里的大粪。那邻居父亲是铁路退休工人，负责铁路小学和铁路搬道口厕所的大粪。收来后，在其屋后的空地上，晒成粪干，卖给乡下的农民种甜瓜。他的门口有一间小瓦屋，专门收藏成麻袋的大粪干待价而沽。我们帮他偷大粪的好处，是他可以送我们一些粪干子，抛在鱼塘里当鱼引子。或者到他晒粪干的屋后园子边钓鱼。那里面临鱼塘子，长满了灌木，很隐蔽，看鱼的人发现不到，鱼也特多特肥，甚至于在粪干子下面，还能抓到老鳖呢！

　　不过铁路的拾粪老头和大粪场的拾粪老头，经常因为我们的缘故，发生争吵。其实铁路的拾粪老头很正直，从不乱拾粪，而且他拾粪的时候，穿着很威严的铁路制服，一身正气呢！所以，吵来吵去，吵出了他儿子的主谋和我们这些偷粪的从犯，结果便是那邻居挨一顿痛打。再然后，是铁路工人把我们叫到他门口的大柳树下，讲革命故事。晚上，还会在柳树上挂一盏和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拿的那种铁路专用灯一样的大马灯，讲一段聊斋故事，听得大家毛骨耸然，他却讲得嘿嘿干笑。那时脑海里有一个奇怪的印象：《红灯记》的李玉和应该长得和拾大粪的铁路工人一模一样。

　　对于我们来说，公厕还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正是越脏的地方越安全，只要不被对方捉到，我们可以钻那墙角的那一大堆煤灰里面去。至于钻过墙洞，躲到化粪池的边沿上，为了胜利而忍受臭气直熏脑门，那更是常有的事了。

　　2007年10月15日

回到目录

　　从高台子西边出口往西至水上公园之间，除了第一家是酱盐店外，一字儿排开的是三家"茶炉子"--两家姓魏的，一家姓花的。据说解放前就有了，建筑很特别，前一排都是敞棚的茶馆，后面都是住人的房子。墙是砖木结构，屋顶都是小青瓦。

　　整天的烟熏火燎，让那茶炉子房内房外，房上房下，都是黑漆漆一片，甚至于穿着黑衣的烧茶炉人，脸手也都是煤炭一样的黑。连他们家家房梁上飞进飞去的小燕子，原应是白白的肚皮，也都是灰灰的了。其中姓花的一家小孩子，干脆小名就叫黑孩，大的叫大黑，小的叫小黑。

　　茶炉子都建在临街的大窗口下面，泥砖筑成的平台上，有五六个炉口，上面坐着丝丝冒着热气的大铁茶壶。烧茶炉的人高高端坐一侧，拉着一个巨大的风箱，火苗窜出老高，舔着壶嘴。这炉子是我小时研究的神奇现象之一：为什么我们家的炉子不能烧得这么旺？

　　不大的茶馆内摆着几个趴地的小方桌，从没见过想象中的南方茶馆里悠闲品茗的茶客。它的客户基本有两类，一是附近的居民，家里来不及烧开水了，就来一分钱打上一壶。一是门口经过的拉板车的，在这儿或喝茶解渴，或者喝茶吃饭。

　　应该说茶炉子开在那儿，生意很兴隆的原因，是因为地利。茶炉子门口的大马路向西不远，就是铁道的搬道口，那是一个高高的陡坡，若拉了重物，没有一两个人助推，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拉不上岗的。所以，拉重货的人，上岗前，都要先在茶馆里歇歇脚，养足了力气，再去爬岗子。还有就是铁路上的装卸工，铁道上来了货车，就在那附近停下来，木头煤炭，要一点点卸下来，常常一干就是半天。中途自然要添些茶水，干完活了，还要用开水泡煎饼大吃一顿，茶炉子就是他们最好的休息吃饭的地方了。

　　也因此，那儿总是聚集了很多人，一天到晚，热热闹闹，侃着大山，议论着小城里的大事小事。我们有事没事，也会去湊热闹，闲得极无聊时，就帮大人拉风箱，或者到铁道边拣煤块给他们。好处是他们会在老妈老爸面前狠夸我们，或者打开水时，省下一分两分的，买零食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几家茶炉子的后院，都临着大鱼塘子，那儿水特肥，曹鱼和老鳖特别多，我们可以到他们后院的墙根下挖肥大鲜红的蚯蚓钓个不亦乐乎。

　　三家茶炉子到了文革时才衰败下去，那时家家煤炭供应充足，无需花钱打水喝，铁路的搬道口也修了立交桥，拉板车的不用爬高岗，也就没必要在茶馆里歇脚了。

　　这时老菜市里姓聂的一家开的茶炉子却红火起来，随着自由市场的不断开放，她家的茶水竟然供不应求。设备也先进了，是立式的白铁皮焊制的大茶炉，用鼓风机催火，上端还有个汽笛，水开了时，拉警报式的尖叫起来，我们在家里，都能听到那茶炉子响呢！

　　文革时期，还有一家茶炉子特别有名，就是位于交通局北侧、丁字路口拐角处的老庄家。应该说老庄家的茶炉子，很现代也很专业，立式的大白铁茶炉有好几个，几条街上的机关商店都由他家供水喝，又因为文革闹派性时，他家的茶水专供某一派免费喝，所以女主人又得名"阿庆嫂"，是当时运河街上少有的几个市井名人呢！我则叫她庄大姨，也在我们那一片居住，她的最有名的故事，就是生了八个儿子，最后，非生了一个女儿，才善罢干休。想想光是烧茶炉子，就养活九个孩子，而且最为奇特的是，个个都是小胖子，外号也都是"庄大胖"、"庄二胖"之类，就更不能不啧啧称奇。用街坊邻里的话说，老庄就是有本事，喝白开水也能长肉。

　　我们小时候也卖过茶。因为卖茶是成本可以忽略不计，而又是人人可为的生意。放暑假了，家里烧上几壶茶，在铁小门口的大路边的大梧桐树下，搬着个小方桌和几个小凳子，一天也能挣个块儿八角的。若是在戏园子门口，等到散场时，喝茶的人会更多。不过结局似乎也挺悲剧--因为生意很好，就把家里的小口大肚儿的瓷缸拿去装水，结果不小心打破，一夏天挣的钱，不够买缸儿的本了。

　　2007年10月16日

回到目录

　 计划本上的煤总是不够烧，于是小孩子外出玩时，大人总忘不了叮嘱一声"顺手拾些柴回来"，厉害一点的，还会大声嚷嚷："拾不回柴就别想吃饭！"

　　县城虽不像乡下到处都是树木野草，但柴源却也很是丰富。

　　靠近运河边的火车站货场是北煤南运的中转站，煤里有许多架坑道的碎木头，一听说卸煤了，大人小孩都蜂拥而至。看到有木柴扔出来就奋不顾身冲上去，你争我抢。这时，喜欢恶作剧的卸煤工，就会加大扬锨的频率，那一锨锨的煤暴雨般兜头灌下，搞得拾柴人骂声不绝地抱头鼠窜。因此一场柴拾下来，大家都成了"满面尘灰烟火色"的卖炭翁，衣服脏得像打铁匠。当然还有更惨的，有小孩被大煤块砸得头破血流，有小孩捡到雷管，就用石头狠砸那雷管上的铜锡，结果雷管把他炸成了"独眼龙"。

　　煤柴拣过了，就去扒树皮。火车站货场里到处堆的都是东北运来的大圆木，用手扒，用铁棍撬，用铲子铲，剥光外层后，就钻进木头缝里去掏，不把一大堆木头扒到无可再扒时，是绝不罢手的。街上有板车拉木头也不放过，大人小孩齐出动，扒的扒，铲的铲，撬的撬，一车木头从货场出来，还未走过半条街，树皮就被扒得所剩无几。更有机巧的人，抓住木头一端的树皮，一动不动地站着，利用拉车人的力，能从头到尾剥下半张长长的树皮来，累得拉车人大骂他是"周剥皮"的孬龟孙子。

　　深秋时节可以捡落在地上的又大又枯黄的梧桐树叶。用一根大号缝衣针穿上两三米长的粗麻绳，或者干脆找一根长长的细铁丝，顺着两旁都是梧桐树的大马路，一直走下去，直到穿满为止。有胆大的，干脆爬到树上，一串串地捋树叶，很快就能捋满一长串。还有更大胆的，拿着根长竹竿，在树下打，一打一大片。更有胆大包天的，爬到树上直接把树枝折下来，遇到粗的，就整个身子坠着打秋千，直到折断为止。而胆小的也不示弱，就扔短粗的干柴棒砸树梢上的干棒。当大家拖着长长的树叶串，或者粗粗的树枝子回家时，犹如满载战利品归来的战斗英雄，左邻右舍都要夸这孩子爱劳动，有出息。

　　文革中打砸抢那阵子，学校机关单位的门窗桌凳雨搭子，砸碎了就拿走，连文化馆里的秋千架、滑滑梯、单双杠上的木质部分，也一概拆走，还振振有词，说是破四旧。大字报也可当柴火。那时只要有一张大字报贴出来，就会引来一大批与之进行大辩论的大字报。等到大字报贴到十多层后，趁夜深人静，抓住一角抖一抖，然后用劲一扯，呼拉一声，一块几米见方几寸厚的大字报便整个儿揭下，然后卷席子似的卷起来，气喘吁吁一路小跑赶回家。但大人吓得浑身筛糠，伸头探脑看左右无人，就赶紧烧地锅，蒸馒头，其实是在销赃灭迹，怕第二天被造反派发现了，当坏分子抓起来狠批猛斗。可怜造反派的满腔热血一夜之间，就化作了泡影，当第二天看到光光的大墙壁时，顿时气得革命烈火高万丈，立即写下新的大字报痛斥敌对一派的无耻行径，并在大字报上注明：本大字报保留十天，谁撕谁就是反革命。

　　城里无柴可拾了，还可到城郊拾麦秸，拔稻草，薅野草，捞水草，割蒲草。这时总是许多小孩子一起出去，大家一边拾柴，一边唱歌，捉迷藏，讲故事，捞小鱼，其实是极愉快的郊游。有时突发奇想，到火车站的货场里去捡硫磺石当柴烧。那硫磺石虽然易燃，但黄黄的火苗热力太小，气味难闻，于是成堆的硫磺石全都被大人们扔进了垃圾堆。看到铺柏油马路了，又用木柴棒蘸柏油，拿回来烧锅，火力十分旺，就是烟气大，烧出的饭菜还有一股子臭哄哄的油气味。总而言之，凡能着火的东西，我们那时都是要拿回来烧上一烧的。

　　七十年代初，开始推广蜂窝煤，计划本上的媒终于有了节余，这时才不用到处拾柴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