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本名是徐元度，笔名徐霞村，自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文坛上出名后，人们也就忘了他的本名，老友们都称他霞村，连母亲也这样称呼他。他重新使用徐元度这个名字，是自1947年来厦大教书后的事，对他此举，母亲是感到别扭，当时小小年纪的我，是感到惊奇："怎么？爸还有另一个名字呀？！"大家更熟悉他的笔名，正好说明他是一位集翻译家、作家、教授、学者于一身的人。
1997年末，我接到了《亲情思忆--著名作家纪传丛书》的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徐乃翔先生的约稿函，邀我为父亲写纪传。由此可见，他在文坛上的影响。1999年10月丛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写的长近22万字的《霜叶红于二月花--徐霞村纪传》，成为了这套丛书第一辑中的一卷。此辑共十一卷，传主分别是：耿庸、阿英、陈白尘、徐霞村、王统照、张恨水、靳以、杨骚、许杰、孙大雨、蹇先艾，他们的确个个都称得上是"著名作家"！
主编徐廼祥先生在这套书的"前言"中是这样说的："二十世纪是一个天翻地覆、风起云涌的大变迁、大动荡的世纪。同样的，一百年来，中国新文学运动也经历了几个重大的历史变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涌现出一代又一代卓有成就的作家。他们直面人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忠实而形象地反映出所处的那个时代、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生图像。他们的作品，深深地打动过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哺育他们健康地成长……然而，作为二十世纪的作家们，无论是生活在建国前，还是生活在建国后。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过很不平凡的风雨人生……他们在建国前的黑暗统治时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反动势力的迫害，而在建国后，他们的日子既有欢愉，更有曲折和苦难。"主编对这些传主们的人生经历的概括，也正是我父亲徐霞村人生旅程的写照。他又说："把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文学道路通过纪传形式真实地记录下来，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是对文学史料的深入发掘和抢救。"
我之所以为此书起名为"霜叶红于二月花"，是想说明父亲这位在"二月"--人生的春季，就已与胡也频、丁玲等为友，并共闯文坛，终成了一位知名的翻译家、作家的人，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之后，到了人生的"秋季"，又迎来了时代的"第二个春天"，在教学与科研方面，又有突出的贡献--他这片"霜叶"再度争艳了！
早年，他译过《鲁滨孙漂流记》、《菊子夫人》、《皮蓝德楼戏曲集》等二十多部外国名家名著。其中《鲁滨孙漂流记》解放后又重校过，并收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所编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95年此书被编入《西方名著入门》丛书，96年收入"希望书库"，97年收入《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现又入编"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并列为外国文学名著的榜首。台湾光复书局也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系出了此书，还约我写了译者小传。2003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一套"名著名译插图本"丛书，是从《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中"优中选精"选出为的，此书又被选中。他的小说集《古国的人们》、散文集《巴黎游记》，近些年也都由不同的出版社一再重版，《古》还被称为海派作家的经典著作。他还著有《法国文学史》、《南欧文学概观》、《文艺杂论》等论著。他在厦门大学执教长达四十年（47-57年在中文系，58年后在外系），晚年，他拖着体弱多病的身子，在外文系既抓教学又搞科研，并且都做出了可喜的成绩！他力主开设的英语词典编纂学研究生专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他主编的《英语成语辞典》、《综合英语成语辞典》（获五次奖），载誉海内、外！他，没有虚度年华，他的人生闪耀着光彩，他把他的赤子之心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也给我和后人留下了一个踏踏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好榜样！
当我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样书--《霜叶红于二月花--徐霞村纪传》时，心情十分激动！我先欣赏了那设计典雅、大方的封套，而后揭开封套，啊，封面上整幅的父亲的半身正面照，立即映入了我的眼帘！我不由眼睛湿润了，一股亲情涌上心头！
下面，我将纪传中的部份内容，向大家作一个介绍--
父亲与朱湘
父亲称朱湘是他写作的"指路人"。１９２５年夏天，他与几个爱好写作的同学一起去拜访朱湘。当时的朱湘，虽说还只是清华大学高年级学生，可已在商务出版了他的诗集《夏天》和他编译的《路曼尼亚民歌一斑》，并经常在《小说月报》和《晨报》副刊上发表作品，在他们的心目中，已是一名真正的作家了！
过了几天，父亲鼓起勇气，带了两篇自己译的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根据英译本转译的），去请他指点。父亲知道他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他既在适存中学兼英语课，还要写诗和研究英国诗歌，担心他难以抽得出时间来看自己的习作。不料朱湘竟二话没说，欣然接受了父亲的请求，先看了一遍译文，再对照英译本逐字逐句地加以校阅，指出父亲的译文哪些地方是对原文理解错了，哪些地方译得词不达意，足足花了两三个小时来帮助父亲！朱湘让父亲重新再译一遍，再拿来给他看。父亲用三天的时间，重新译过那两篇作品，又去请他看；他又替父亲重新校阅一遍，再次指出不妥的地方，要父亲修改后再拿给他看！
从那时起，父亲便成了朱湘寓所的常客，他先后从英译的柴霍甫、斯特林堡、法朗士等人的短篇作品中转译了十几篇，一一请朱指导，朱都不厌其烦地给予指导。几十年后父亲回忆起二人这段相处时，仍说："朱湘成了我从事文学工作的第一个指路人和启蒙老师。"
１９２５年秋天，父亲考上中国大学后，仍每一、两周要到朱湘那儿去一次，有时是为向他请教翻译上、学习上的事，有时只是为去看看他。他一直视朱湘为自己的良师益友，他的第一部译作《菊子夫人》的手稿，是先给朱湘看的；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选《古国的人们》，是题赠朱湘的，在扉页上题有"本书献给我的朋友朱湘君－－没有他我连一个字都不会写出来。"可见他对朱湘这位挚友和他文学道路上的指路人的一片深情。
1932年11月里的一天，贫病交加的朱湘突然来访，父亲尽力给予了他经济上的援助。1934年，朱湘自杀一周年时，父亲任"筹募诗人朱湘遗孤教育基金委员会"委员。父亲的最后一篇文章是《我所认识的朱湘》，此文他写得很艰难，他说："每次想到他时，我的整个心灵便产生着很强的震动，产生着极大的悲痛！"所以此稿他是被约稿人一催再催才完成。1986年2月，此文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他自己也在那个月告别了人世！
父亲的这篇文章发表后，颇被朱湘研究者们重视，被研究文章中引用，并被收入台湾出的《诗人朱湘怀念集》中，此集由台湾著名现代文学史料学家秦贤次和王宏志二位先生合编，为"新潮文库"之十三，１９９０年６月志文出版社初版。
与胡、丁之交
１９２６年春天，父亲在北京加入了一个小小的文学团体'无须社'－－无须取名字，无须存在。他曾回忆说："我当时也是像胡也频、丁玲一样，是文学青年。我最早跟北京的青年作家有来往的就是跟胡也频、沈从文这一群人。无须社的骨干人物是也频，他这个人非常爱朋友，又有些组织能力。我们主要在他那儿聚会，大概两个礼拜一次，有时也到北海公园或别的地方去。那时，胡也频住在北大附近的银闸公寓。那个公寓的跨院是三合房，长长的。正如当时许多别的学生公寓一样，都是很简陋的，我们去后就在院子里坐下来谈，我最早见到丁玲时她就坐在屋子里的炉子旁边，屋里坐不下，我们就坐在院子里，年轻人也不怕冷。那也不是什么正式会议，漫谈啊，就算聚会吧。我们除了聚会外，还要拿出点儿稿子来。胡也频编了个周刊，附在《京报》上。"这个周刊即《民众文艺周刊》。"我认识丁玲时，她还没在北京发表过作品。"当时丁玲叫蒋冰之，给他的印象是："她穿得很干净、很朴素，人不胖、留着个'童花头'。她不大说话，有时出来一下，常是靠着火炉－－北京那时叫洋炉子－－坐着，拿着本书，听我们讲，后来熟了才慢慢讲话。"
这年年底父亲去了上海，后来又赴法留学。由于身体上的与经济上的原因--他得了结核性胸膜炎，勤工俭学的收入也不够支出，１９２７年年底，父亲回国了，一到天津姑母家，就写信告诉胡也频自己回国的消息，胡也频挺热情地回信说："欢迎你到我们这儿来住些日子！"他接信后，马上就去了北京。他们那时已搬到汉园公寓住了，地点在沙滩，房子比银闸公寓的好得多。他在他们那儿住时，认识了冯雪峰。父亲说："那个时候也频在北京比以前活动了一些，就是说局面比较打开了些。《晨报》的总编辑陈博生是他的老乡，这位总编辑很尊重他，他拿了我一篇比较长的译稿给他们，是关于法国文艺发展与文艺论方面的，有一万多字，两、三天后就拿回来三十块钱交给我，过几天就登出来了，可见，他这条路是打通了。"
到八十年代，他与丁玲久别重逢时，丁玲还对他说："我第一次吃西餐还是你请我的呢！"丁玲这么一说，父亲也就记起来了，就是这次他拿了稿费后请他们在北京西车站外一家西餐厅吃的。
一个月后，父亲就回天津过春节去了。刚刚过了春节，胡也频、丁玲他们去上海，路过天津时去看了父亲。他们住在客栈，父亲也去看过他们。又过了一、两个月，父亲也去了上海，他刚到那儿时，他们不在上海，在杭州住。他们住在葛岭，丁玲从那儿给他写了封信，说："葛岭静极了，静得能够使人听见那个静－－好像一片树叶子掉下来都听得见。"他们住在葛岭山上十四号，杨沫累、朱谦之，住在山下十四号（杨为"莎菲"的原型之一）。
到热天时，他们就回到上海了。他们在上海一直住在法租界花园坊附近，父亲则主要是住在北四川路一带，虹口。他说："我们那时经常碰头，大多是我去找他们，他们找我找不到，我是单身汉，常不在家。我有时在他们那儿吃饭，有什么吃什么。从汉园公寓起，我们在一起就无话不谈，可谓是肝胆相照的朋友。我们谈的都是些比较严肃的问题。"他又说："也频就这个人，真是交朋友！要是谈起谁的生活有困难时，也频就会说：'生活有困难，我这儿有十块钱，我们俩一人五块！'。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背后说哪个朋友不好，当面也罢背后也罢，碰到朋友的缺点，他笑笑，还不是讽刺的笑，就是笑笑。他实在是好朋友，因此，只要是认识他的人，都爱往他那儿跑，跑的人很多。"
父亲说："此时的丁玲比较爱说话了，但是来很多人时，她还是喜欢'听话'。她这个人虽然不爱说话，但是看得出来她观察事情观察得非常深刻。也频比她说话多一点儿，但在他们两人中，我不怕也频而怕丁玲。因为她好像什么都看在眼里，我有什么缺点瞒不住她，说话有什么破绽，也瞒不过她，我把她当'畏友'。"
丁玲的成名之作《莎菲女士日记》就是在这年二月的《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也正是这篇作品，后来给她带来过不少的麻烦！父亲说："丁玲开朗，但不狂放。她在情绪方面非常稳定，没有莎菲那种病态的神精质，你跟她说点儿笑话，她也不会像莎菲那样放在心上。她很敏感，但心怀坦荡。如果你说的话不合适时，她就用湖南话说一句：'见鬼哟，你说的什么！'就完了，并不放在心上。"1984年6月，父亲在"首次丁玲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就是以《莎菲的形象及其原型》为题，他以"见证人"的身份来证明"莎菲就是丁玲"这一当时流传多年的论点是无稽之谈！早在研讨会前两个月，我因事去北京时，父亲曾让我带了封信给丁阿姨，内容是关于莎菲的原型问题；丁阿姨看完信后很高兴，说父亲是对此事最有发言权的人。第二天，她便给父亲写了那封长达七页的信，信中说："你是看见过丁玲本人的，又是写'莎菲'时的丁玲。你最有权威说出'丁玲就是莎菲'或'莎菲就是丁玲自己'的人了……我那时也还不能真正理解我自己的苦闷，我只好同情那些我所熟悉的老朋友，从朋友中拟出一个不安于现状、不安于流俗的受罪的灵魂。真正没想到会引起这么长久的非议和赞赏。现在你这个老朋友要说话了，我是欢迎的。"
到了２８年夏秋之际，父亲由赵景深介绍到复旦书店去做编辑，书店在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复旦书店让他办一个刊物。他为之起名叫《熔炉》：就是说各种风格的、不同派别的东西都可以登。父亲对他俩说："我这个刊物没有班底的啦，你们要支援我！"他们两人都在稿件上支援了他。丁玲的《自杀日记》，就登在《熔炉》的创刊号上。这个杂志只办了两期就停刊了，原因是书店后来被查抄了。
丁玲他们这时正式出《红黑》杂志，但也未能维持多久。《熔炉》没办了，《红黑》也没办了，大家专门给《小说月报》写稿啊，各处卖稿啊。那时卖文的路子就多了，他除了《小说月报》、商务印书馆之外，开始把稿子卖给开明书店。那时他的《菊子夫人》单行本快要出来了，开明书店出的他的第一本书是左拉的短篇小说集《洗澡》，与《洗澡》一起出的是丁玲的第一本短篇小集，叫《在黑暗中》。那时钱君匋在开明书店画封面，广告也是他写的。开明书店门的一边是他的：左拉著、徐霞村译：《洗澡》；另一边是：丁玲著：《在黑暗中》。北新书局出了他的《法国文学史》。
父亲称1928年春到1930年夏在上海时，他过的是卖文生涯。他把南欧、西欧的数名著名作家，通过自己的译作介绍给了中国读者，同时还系统地写有这方面的研究性的专著，出版的译作、著作约二十部，上百万字。他的短篇小说集《古国的人们》和散文集《巴黎游记》也是这时出版的。他出国时已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此时又参加了戴望舒、施蛰存等人发起的水沫社，这段时期是他创作生涯中，最为活跃的时期。
那时，他与冯雪峰的交往也多了起来。他回忆说："我这时和冯雪峰经常在北四川路一带碰到，更多碰到的地方是在水沫书店，他也住在北四川路，有的时候我到他那儿去，他也偶然到我这儿来。"１９２９年９月他们办了个叫《新文艺》的刊物，编委为施蛰存、徐霞村、刘呐鸥、戴望舒四人，在冯雪峰的推动下，它的无产阶级文学的色彩越来越浓，创作方法上则倾向新感觉主义。
一九三０初夏，《新文艺》被国民党封闭，水沫书店的书也遭到查禁，他的卖文生活也就成了问题！他决定结束这种不安定的生活，到北京去找份教学工作，于是离开上海重返北京。此次与胡也频、丁玲之别，称得上是生离死别了！与也频是"生死两面茫茫"再也无法相聚了，与丁玲重逢则是五十年后的事了！
父亲在北京听到过胡也频、丁玲的消息。３１年，他在一位书商在北京饭店请客的宴会上，碰到了沈从文，沈悄悄跟他说："也频被抓起来了，恐怕已不在人世了！"后来，他又从马彦祥那里知道了胡也频被捕时的大体情况。他就写信给丁玲，信是通过戴望舒带给她的。戴望舒３１年到北京来过一趟，他跟父亲谈到丁玲那时参加了左联的工作。３２年他接到过丁玲的一封信，她说："我现在编《北斗》杂志，希望你给我稿子。"他当即回了她一封信，说："太快了不行，因为我还要教学，我要考虑搞得像样些的东西给你寄去。"但没有等他把稿子写好，《北斗》就停刊了。
后来，就听到了丁玲被捕的消息，被捕后的消息谁也说不清。到３６年时，父亲又听到丁玲离开南京的消息。而后是一个丁玲到过北京的消息，说她在冰心那儿住了没几天就走了。丁玲去了延安后，他们一个在红区，一个在白区当然无法相会；解放后他们又一南一北，尚无机会见面就头上都有了顶"右派"帽子，哪儿还有可能见面？
直到１９８０年１２月上旬，这两位老友才又重逢。父亲先是收到了丁玲从北京托人捎来的一封信，信中说她要来厦门了，而此次南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想会会老友。当父亲把信拿给我看时，他高兴得嘴都合不上了！中旬，她果然来了！她住进鼓浪屿省干部疗养院的第三天，就又托人捎来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霞村老友：
行前由适夷处得知你在厦大，这个消息对于我长年处于隔绝人世的人，真彷如天外飞来，真使人快愉！而且也是我决心南行的另一动力。前天晚上到的岛上，今天在附近走了一走。我对此地印象极佳，原以为住几天就可以转地的，现在却在作"安家落户"的打算了，我想如果没事，这里是可以多住一时的。新年中我当去厦大看你，知道你近况很好，我是很高兴的。即祝编安！
丁玲１９８０．１２．
她知道我父亲当时正忙于主编《综合英语成语词典》，还要给研究生上课，相当之忙，所以说等到新年时她来看他，当然父亲并未等到那时，接信后不两天，就带着我赶忙去看这位五十年未见面的老友了！
当时鼓浪屿的省干部疗养院，设在有名的"观海园"内，环境很是幽美。她决定在那儿多住些日子，是想在那儿一边疗养，一边写作。她与我父亲老友重逢，畅谈往事，其乐陶陶！真可谓无话不谈，其中有几件事留给我的印象颇深。
她告诉我："当年在上海时，你父亲一周要往我家跑好多次，有时一大清早脸还没洗就跑来了，在我们家洗！"说得我父亲哈哈大笑。那当是１９２８年的事，当时父亲仅是个刚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干出此事不足为奇嘛！那时他去后，有时一呆就是一整天，他们各自埋头写作，可真是文友。
谈到她发表第一篇小说时的情形，父亲笑着揭她的"老底"，说："你把稿费拿去买了件漂亮的皮大衣，结果只好勒紧裤带过日子。"
我当时听到此事很有些吃惊，因为1980年离那左得出奇的年代相去还不远！心想："怎么，丁阿姨这位老共产党员作家还穿过皮大衣？怎么会呢？"总觉得不谐调似的。后来读过了她的小说《梦珂》后，我才找到了答案。小说中有一段关于女主人翁梦珂穿了一件新买的皮大衣去看朋友时的描述：为了这件大衣，她遭到女友及其家人"四五次犀锐的眼锋和尖利的笑声"；梦珂想："为什么一个人不应该把自己弄得好看点？享受点自己的美，总不该是不对吧？一个女人想表示自己的高尚，自己的不同侪属，难道就得拿'乱头粗服'去做商标吗？"这不就是她为什么用第一次稿费去买皮大衣的原因嘛！是啊，一个人使自己的心灵和外表都美，不是更好吗？
为了"回敬"我父亲一下，丁阿姨对我说："你父亲当年是个翩翩少年，西服革履，头梳得锃亮，他那时可注意打扮自己啦！"她把刚从法国回来不久的父亲形容了一番。我虽和她初次见面，却一点儿也不觉得拘束！由于我也跟着说说笑笑，她还说我的性格挺开朗呢！
经过了二十多年大灾大难的她，在老友面前，不谈自己的逆境，没有一句怨言，她的心胸是多么开阔啊！当谈话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文革"期间时，她只提到一件事，说她曾与"专"她"政"的"革命小将"同住一屋，但别人睡炕不许她睡，只许她在屋角搭一张铺板睡！北大荒的冬天十分寒冷，那慢长的冬夜睡在铺板床上当"团长"的滋味，可想而知！对小将们对她采取的种种"革命行动"，她没有去抱怨，而是叹惜那场"革命"使年轻一代的灵魂受到了扭曲，为他们的成长担忧！
父亲则只向她讲了在"牛棚"中遇到的那件又好气又好笑的事，即把他的笔名霞村与她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霞村，混为一谈，纠缠不清。
丁阿姨那时眼睛患白内障，看书写字时要戴上一付特制的眼镜－－很像修理钟表的师付们用的那种半寸多厚的独眼眼镜，所不同的是她用的是双镜；写作时，用的是一只绿色粗笔芯的笔，字都写得比较大。为了连晚上的时间也用上，她需要一盏台灯，我于是隔天就给她送去了一个。是啊，她失去的时间已太多太多了，要只争朝夕地耕耘了！
此次，丁阿姨在鼓浪屿"疗养"了四、五个月，我们曾多次去看望过他们，记得有一次是厦门电视台去为她拍一段特写，她与我父亲在镜头前很自然地交谈着。
１９８１年４月６日，是厦门大学六十周年校庆，她应当时厦大党委书记兼校长曾鸣同志的邀请，作为贵宾来厦大参加庆祝活动，并在大会上接受了聘她为厦大兼职教授的聘书。在校庆期间，她给师生们做了题为《文学创作的准备》的报告，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校庆期间他们住在厦大招待所，曾抽空来我家做客。那时我们住在厦大校园附近的"黄楼"，人称厦大的"贫民窟"，当父亲的同事们听说丁玲要到我们家做客时，有人立即对我父亲说："不行，不行，你住的那个地方怎么能接待这种贵客！？她是个七级干部，部长级的呢！要不，你借个地方接待她吧！"父亲笑着回答："对我来说，她只是丁玲，我五十年前的一位老友！况且她什么事没经历过，比我这儿更差的房子，她在北大荒时还不是住过！"
那天下午，丁玲和陈明两点多就到了。他们没惊动任何人，没有要车，自己打听着就从招待所走了来，要走二、三十分钟呢！
自此，两位老友书信往来不断，丁阿姨外出时，购到些有特色的工艺品，也托人给父亲捎来，她出的新作总是不忘赠给父亲。
1986年春，他俩先后告别了人世！从25年至86年，正好是六十年，所以我常称他们是"六十年的友谊"！
同船共渡
１９２６年底，父亲多年不见的姑父，病在了上海，需要他去帮着照顾，父亲就离开北京去了上海。他去后，替他姑父找医生、接洽医院，伺候在病榻前。重病中的姑父，知道自己活不太久了，对他说："我恐怕活不多久了，不管我活着也罢，死了也罢，我一定要培养你到外国去念念书。"他说："那花钱太多了，您帮助我一下路费和第一年的生活费就行了。"
不久，他的大姑父不幸去世了！此时，正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白色恐怖笼罩这座城市之时，他决定马上离开那儿，于是用姑父留给他的钱作为去法国勤工俭学的路费。
父亲说："这时，我认识了郑振铎，是朱湘介绍的。我在北京临行前，朱湘主动写了封措辞异常恳切的介绍信，让我带给郑振铎。到上海不久，我就带着信到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去看郑振铎。郑振铎看了信，很亲切地接待了我，邀我经常给《小说月报》写稿，并笑着说：'朱湘是我的好朋友，只是性格有些固执。'我出国时，《小说月报》答应给我个名义，派我做驻欧洲的通讯员，每月给他们写一点儿稿子，叫'世界文坛消息'，我搞了有一年左右。"
５月２１日，他与郑振铎、陈学昭、袁中道、魏兆淇五人，同乘"阿托士第二号"邮轮去法国。郑先生在五人中是最年长的一位，当时是三十而立的人了。他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２３年起就是《小说月报》的主编，即使在出国阶段，明义上仍是；他还负责编辑文学研究会的会刊《文学周报》。当时父亲尚未满二十，陈学昭长他一、两岁。父亲说："郑振铎出国的目的，主要是到巴黎的国立图书馆和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馆搜集有关中国戏曲和小说的资料；我和陈学昭则希望能够在法国找到勤工俭学的机会，学习法国文学。"
上船的当天傍晚，他们就做出了一项决定：为《文学周报》写稿，出几期《Athos专号》，把在船上、在旅途中所见、所闻、所感写出来，告诉国内的读者和亲友！父亲在旅途中共写了七篇作品，分别发表在三期《Athos专号》上，后来这些文章又收入了他的《巴黎游记》上卷"阿多斯号"内，该书的下卷为"在巴黎"，收入他生活在巴黎时所写的八篇文章。1983年第６期《读书》杂志上，有篇姜德明先生评此书的文章，说他很喜欢这部"翻译家的散文"，称它为"一本并非着眼于风光景物的游记，很有特色。"赞其写作手法"为我们今天写游记的人提供了另一种式样，证明游记的天地本是十分宽广的。"这部游记的重点是放在记人上。
到巴黎后，郑先生住进了朋友为他订好的一家旅馆，父亲住进了一家学生公寓，袁与陈决定住到乡下去。七月一日这天，他五人再次聚首，在一家名叫东方饭店的中国餐馆共进晚餐，为此次的同船共渡，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他们在那儿吃到了炸酱面，味道很地道，真是引得人思乡、思念北京！
此后，父亲仍不时去郑先生处，有时是坐坐谈谈，有时是去交给《小说月报》的稿子。他们在船上寄给《文学周报》的《阿托士专号》二、三，终于在五十天后见到了变成了铅字的成品，有如故友重逢般令人高兴！
这次同船共渡的经历是令人难忘的，友谊也是情深的，那是朝夕相处的３５天啊！1958年夏，已是文化部副部长的郑先生，出差到了厦门，他不忘旧情，居然约见已戴上了"右派"帽子的父亲，真令人感动！不幸的是郑振铎先生于当年１０月１７日，率我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逝世！
父亲与陈女士自巴黎一别，再也无机会相见。到７７年，她从戈宝权先生那儿听到了父亲的消息，主动给父亲来了信，这才又接上头。那时，陈学昭女士正写《回忆录》，来信请父亲帮她回忆一些赴法旅途中的趣事！比如说他与郑先生一起上岸游玩时，是在哪儿差点误了船的？她当时在船上得知船要提前起锚时，就在甲板上提心吊胆地等他们，见他们终于赶在起航前返船了，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下来！
父亲在信中还谈到一次到郊区去看她的情况，他说："我还记得１９２７年秋天，我到巴黎南郊（是不是Fontany-aux-Roses？）去看您，您的房东太太向我称赞您用功，使我非常钦佩。"
陈学昭接到他的信后，又给他写了一封三页的长信，信一开头就说："收到您８月24日信，非常高兴，好像我又见到了五十年前的老同学！"
他这位《小说月报》的通讯员，１９２７年从巴黎往报社发回的稿子有如下这些：
第十八卷第六号（１９２７年６月）"文坛消息"专栏上，报导了两则消息：《法国浪漫运动百年纪念》、《保罗哇莱希进法兰西学院》；第十八卷第七号上的－－《烟灯旁的故事》（小说）；第十八卷第八号上的－－《一个神密的诗人的百年祭》，"现代文坛杂谈"专栏上的《英国人与犯罪文学》、《今年的霍桑奖金》、《西班牙小说家米罗》、《国家文学奖金》、《巴比塞替法郎士辩护》；第十八卷第十一号上"现代文坛杂话"专栏中的一组文章：《哈登论德国文坛》、《肖伯纳的谈话》、《三本比利时的新书》、《克尔渥德逝世》、《佛兰德文坛近讯》、《法国学者对于小说式的传记的意见》；第十八卷第十二号上的《英雄》（小说）。
重返北京
1930年夏父亲到北京后，经当时北大教授会的负责人之一刘半农及周作人介绍，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三校的中文系任兼职讲师，教西洋文学史。
他留法时，修的是法国文学史，他早年研究的重点是南欧文学，写有多篇（部）这方面的论著，并有大量译著，教西洋文学史这门课应该说是比较得心应手的，他虽称职，后来却被北大停聘了！原因何在呢？原来，父亲到北京不久，那儿的形势也起了变化，冯玉祥被蒋介石打败了，蒋在那儿成立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教育界也逐渐被蒋的势力所控制，第二年北大校长换上了蒋梦麟，父亲因在讲义里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被北大停聘。父亲说："我的讲义是用我的一知半解的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编的，这种胆大妄为的举动，被当时一些人视为离经叛道。北大中文系主任马幼渔甚至要把一顶'红帽子'扣在我的头上－－后来接续我的郑振铎君对我如此说。"那时所说的"红帽子"也就是共产党。
可见，对他的停聘并非他业务上不称职，而是他的"离经叛道"。他不是早在参加学潮时，就曾读过《共产主义Ａ、Ｂ、Ｃ》之类的书吗？即使是赴法途中不是还在啃《新俄文艺的曙光》吗？在法国时，他结识了一位德国共产党员学生，也曾给他"灌输"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上海时又与一些左联的作家朋友们关系密切，还在冯乃超的影响下，读过一些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被称为"左翼作家的大本营"的水沫书店又是他的主要活动场所，耳闻目染，那观点又岂能不"离经叛道"呢？
他不在北大教课后，仍在师大教课（女师大已归并入师大），到１９３２年夏，辞去了授课职务，专门译书。这年，由胡适与任鸿隽主持的中华教育基金会成立了编译委员会，北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毛子水，介绍父亲去那儿工作，他在那儿译的第一部作品就是《鲁滨孙飘流记》。第二年春，日本人进攻热河和冀东，北平告急，他一度逃到武汉，在那儿才译完，１９３４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其实，英国作家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在父亲译之前已有几种译本了，但用严格的文学翻译标准来衡量，尚难令人满意，这就是当时"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决定由他重译此书的原因。他一直为他们译书到"七．七"事变前。
胡适先生还是我父母婚礼的主婚人呢？关于这一点，我早已从母亲口中得知，不过一些有趣的情节，我还是近年才知道的，那就是胡先生在婚礼上十分风兴的讲话--
1999年12月22日《中华读书报》的"人文纵横"专栏上，有一篇谢其章的文章，题为《〈艺文杂志〉的"日记抄"》。其中有二则与我父亲、与父母的婚礼有关的记载。
《艺文杂志》是1943年7月到1945年5月北京的一份重要文学期刊，曾刊过两部日记，其一为螺君的"日记摘抄"。从其"记交往"的几则日记里，可看出他与之交往的都是当时文化界有一定身份的人，如钱钟书、柳亚子、张恨水、郑振铎等，也包括与我父亲徐霞村的交往。
其一：
"午后赴欧美同学会访徐霞村君，闲谈。徐君昔为上海震旦大学学生，后尝游欧，多才善文，尤喜冶南欧文学，举止谈吐亦颇活泼……"（1932。2。7）（说明：父亲原是北京中国大学的学生，由于他在上海时，是"水沫社"的成员，又是《新文艺》的四个编委之一，其他几位都是震旦的，易使人认为他也是震旦的。）
其二：
"昨日徐霞村君与吴忠华女士结婚，余仅送礼，未暇往贺。今晚P公来访，据云主婚人为胡适之先生，致辞颇诙谐，谓徐君求婚之事共有37次，以往皆惨败，此次终得成功，正合胡先生'自古成功在尝试'之努力主义云云。"（1932。5。10）
说父亲向母亲求过37次婚，看来的确是胡先生的诙谐，不过，如果说求过数次婚，我想那还是有可能的，因为母亲当年不是那么好求的！她是一位名门闺秀，我的外祖父是辛亥革命先烈--被孙中山先生誉为"盖世之杰"的吴禄贞大将军。她本人又可称得上是才貌双全：毕业于有名的北京女师大，当时是北京儿童救济院的院长；长得端庄秀丽，气度不凡。
从母亲口中，我曾断断续续听到点儿他们的恋爱故事。父亲追她还真是符合胡先生的"努力主义"的，他不断用言、行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他第一次在欧美同学会的舞会上见到她时，就一见倾心了！舞会结束时，他不仅送她到大门外，而且还殷情地为她雇好出租车。由于电话述钟情不断，连他的同事、朋友，都能背出她的电话号码。一次，两位朋友各持己见，认为自己记的号码对，于是请父亲做"仲裁"。他告诉他们："你们记得都对：一个是她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另一个是她家中的。"
一次相约在北海，而她负约了，第二天她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情书--信纸上是用北海的沙子粘成的一颗心，下面只有一句话："人在北海，心在你那儿！"她的芳心终于被他打动了！在两人的恋爱关系比较明确后，他就不顾二人住处相隔较远，几乎是每晚必去看她。
他们的婚姻据说还是有点儿阻力的，母亲的亲友不大赞成她嫁给父亲：一是父亲有肺结核病（那时人们视此病几乎如今日视癌症）；二是从门第来说，也有些不相配：吴家是大将军府，而徐家已衰落，我祖父只是个小军医，曾祖倒是曾留过日，也有一定的地位。其实，还有一个不利的条件--他比她小，可他瞒过了她，说二人同龄。母亲是个有主见的人，她在家中排行老大，从小就是外祖母的得力助手，能当半个家！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当然更是自己说了算（此时外祖母已故）。
总之，父亲的第"37"次求婚，成功了！
他们相依相伴54年，历来瘦弱多病，又命途多舛的父亲，如无母亲相濡以沫，怕是难以活到七十九岁的高龄！
让我仍用《霜叶红于二月花--徐霞村纪传》一书的结束语，作为本文的结束语----"父亲走了，他是亲眼看到了自己为之呕心沥血编纂的《综合英语成语词典》出版后，欣慰地走的；父亲走了，他是完成了最后一学期的教学任后，放心地走的；父亲走了，他是开完系里的一次重要会议后，发完言走的！他做完了他所能够做的事，无遗憾地走了！他走得安详，他走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
(今年的9月14日,是父亲的百年诞辰日,近日我正为父亲重修墓,为百年祭作准备,在博客上发此文也是为寄托我的一片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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